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西藏問題評論集

自序――在烏賊噴射的墨汁中追問西藏
中國人對西藏看法之演變
格桑花時節，坦克來灌頂――—從詩歌看西藏喋血
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談藏漢兩族的民族主義
「偽西藏文學」與帝國敘事
馬英九沒有西藏政策
達賴喇嘛與藏民公投之議
回到十七條協議――中藏談判的可行途徑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北歐薩米與西藏自治
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
漢人西藏掘金與藏民反抗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壞性使命
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
仿蘇格拉底追問西藏問題
撐藏語：孩子們發起的文化自救
藏族精英的反叛和回歸――—淺談扎加及其「新學派」
「農奴曲」老調重彈—談中共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藏人自焚，世界為何裝聾作啞？――對西藏抗爭的一點思考
評中共醞釀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邏輯上的謬誤
漠視普世價值的根本謬誤 ――再評中共醞釀取消民族自治
國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
上帝去西藏對誰有利？――基督教入藏今昔談
百年民族衝突之根源
達賴喇嘛的二哥應該懊悔嗎？――談美國中情局與西藏人的合作

附錄
內蒙人民黑色的集體記憶――讀楊海英《沒有墓碑的大草原》
「補天」英雄何以成為專制大敵？――伊力哈木對新疆問題的經濟學透視
西方人怎樣解讀西藏――畢研韜專訪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
 

序

在烏賊噴射的墨汁中追問西藏

　　即將出版這本文集時，我想起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我之所以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我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說，沒有什麼比這句話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內容了。自從1998年訪問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區以來，我的全部涉藏寫作，都是在如烏賊噴射的墨汁中，力圖揭露謊言，引起公眾對西藏問題的關注。

　　用驚人的洞察力揭破這個世界的謊言，這只是作家奧威爾寫作的一個方面。更令人嚮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寫作境界：「在過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於2007年在臺灣允晨出版《山麓那邊是西藏》後，十年又過去了，我是否在寫作中獲得了審美體驗，是否給自己的政治性寫作增添了一點藝術性呢？這是我在出版新書時所沉思的。

　　用真實的文字與強權分庭抗禮

　　這裡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發表的涉藏文章。感謝《開放》、《爭鳴》和《動向》等幾個堅守民主人權立場的雜誌，給我提供了關注西藏的平臺。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個篇目，我發現寫於不同時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來就有了一種整體感。

　　書名「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是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巨無霸」指的是中國強權，而「反彈的彎枝」則是英國思想家伯林的一個比喻。伯林說：「一種受到傷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強力扳彎的樹枝，一旦放開就會猛烈地彈回去。在評論2008年的拉薩抗議事件時，我曾借用這個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義」，覺得很貼切。

　　這本書涉及西藏的歷史與現狀，政治與宗教，語言文化及詩歌等各方面。就題材而言，有的是嚴肅的政治評論，有的則有文化隨筆的性質。不管風格如何，對於從人權角度介入西藏問題的我，集結而成的這本新書，可視為作家的一種人權行動，即以語言文字為手段，通過傳遞有關西藏的真實認識，維護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

　　在中共統治的這幾十年裡，在漫天謊言如同烏賊魚噴射出的墨汁時，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蓋了。因此，每次寫作時，我都首先需要一個自我啟蒙和去魅的過程，即運用自己的理智，去尋找被專制政權隱瞞與遮蔽的事實。

　　巴爾扎克說：「作家能夠與政治家分庭抗禮。」他指的是，作家出於一種對於更高原則的忠誠，承擔起啟蒙的責任，以對抗黑暗。寫作者要對自己所屬的時代盡責，必須敢於回應社會最敏感最棘手的問題。這樣一個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書寫西藏時，滿懷認識的激情去探索一個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對於他民族的同情與理解，以及獨立思考與公正判斷的能力。

　　身為批判型作家的瓶頸

　　一個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長期的寫作中，往往會產生某種疲憊無力感。我曾在涉藏寫作中遇到一些瓶頸。因此有很長時間轉而去寫其他題材。

　　首先有一個自我重複的問題。在涉藏的文章中，我發現自己會不由自主地表達一些相同的觀點。這幾乎是必然的，因為中共當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為人權呼籲的寫作者也就只能針鋒相對，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樣的思路去揭露、抗議和批判。儘管這種重複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卻因此耗損了不少，其重複性的批判落到低於歷史水準的地步。正如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感慨：「我和小人鬥得太久了，到頭來把自己都變小了。」

　　中國的老子曾說：「為學日進，為道日損。」我的另類理解是，為學者追求的是知識，可在自己的專業裡日益增長其學問；而為道者卻試圖改善社會，需要在公共領域傳播其理念，以抵抗統治者的謊言。由於為道者宣傳的大都是常識，因此無法使學問精深。

　　漢娜‧阿倫特在面對習以為常的惡之時，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認為，邪惡除了平庸之外空無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創。身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標是：在進行社會批判時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創性的思考。

　　當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問題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為了表達一點正義的聲音。在批判的同時，我也儘量吸取世界各國對待少數民族的經驗，獲得另一種視角去看西藏的問題，尋找解決問題之途徑。

　　用論據邏輯誠實地說理

　　重讀自己的書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較上一本《山麓那邊是西藏》，這本書顯得較為理性，在分析論說上更為透徹有力。寫上本書時，我初涉西藏問題，作為第一批漢藏協會的成員訪問達蘭薩拉，開始瞭解藏人的流亡。同為異鄉流亡客，當時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動，筆下的文字也就比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國歷史學家勒費爾所說：「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過去的涉藏寫作，我較多地譴責中共對西藏的鎮壓，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較少。現在我的年齡不輕了，這本書的風格較為沉穩，自己覺得有所長進。

　　感謝北歐的流亡生活，給了我一個綜觀世界的立足點，使我獲得一種特殊而不狹隘的目光，在觀察研究西藏問題時，能做到多角度觀察、對比、質疑與分析。這本新書裡因此有不少的比較與對比，例如，關於北歐薩米、蘇聯車臣、美國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與西藏的異同。

　　以真誠交流為目的，我儘量以論據、邏輯和樸素的文字來說理，和讀者一起去認識西藏的歷史與現在，使自己不被各種表面喧囂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視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這樣誠實說理的目的，在於找到真實和公正，質疑那些被中共當局灌輸的熟悉的觀念，重新審視中國關於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們所期盼的更好的社會制度，需要經過「觀念的變化」這一過程。而觀念的變化有賴於每個寫作者的努力。一位漢族讀者告訴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寫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馬拉雅山的文字，從而認識到西藏的苦難。這令我想起一個佛家用語：「功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