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正義

譯者前言
序幕
導言
1.    為何是空間？為何是正義？為何是洛杉磯？為何是現在？
2.    論不義地理的生產
3.    建構正義的空間理論
4.    在洛杉磯追尋空間正義
5.    轉譯理論為實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學程
6.    在911之後追尋空間正義：延續與總結

謝誌
注釋與參考文獻
導論


 

譯者前言

顏亮一

　　正義是什麼？如何才符合正義的原則？這乃是在哲學、法學、甚至神學上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然而，即使很少人能把這個概念說個明白，正義卻也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追求的一個觀念與理想。遠的不說，在近年來與我們切身相關的種種公共政策的議題上，正義這個用語就反覆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論述上，信手拈來的例子就包括了社會正義、經濟正義、環境正義、居住正義、世代正義、工作正義、土地正義、乃至於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轉型正義等。且不論這些政治或運動標語實際的內涵與指涉為何，但社會大眾對於所謂正義的渴求與呼喚，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這幾年間，隨著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正義：一場思辨之旅》(2011)譯作的引介，以及桑德爾本人數度來台的訪問，正義的概念與原則，也逐漸在台灣受到一定程度的關心與討論。不過這裡要先說明一下，我們這裡所談的正義並非罪刑學上的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是關乎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桑德爾是社群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觀念提出了批判，後者知名主張是，當個人處在一個假想的「無知之幕」之後，因為無從考慮自己現實的身份地位或命運，因此對於社會運作原則會訂定某種「契約」，使不幸的人不幸的程度降到最低，這便符合了正義的理想。桑德爾對於羅爾斯的主要不滿在於，個人的存在並非如羅爾斯所設想那樣，像是互不相干的獨立原子，相反地，個人的存在是由社群所界定的，同一社群內的人互相負有責任與義務，正義的原則必須建立在社群成員對於道德與共善的思辨之上。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在台灣知名度未若桑德爾這麼高（可能因為不是哈佛的大教授）的政治哲學家艾莉斯．瑪利安．楊(Iris Marion Young)，她從更根本的立場對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提出評判。她在頗具影響力的《正義與差異政治》（2017，英文原著出版於1990）一書中，同意社群主義者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但是認為社群主義的理想容易產生對內壓抑差異、對外排斥異己的後果，結果反而不利正義社會的形成。此外，她也批評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模型，認為正義的重點不在社會資源的靜態分配，而是產生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動態過程，而這些過程必須放在更具體的地理、歷史與制度脈絡中來分析。楊的理論在此我無法討論得更多，但是重點是，她對正義的理論取向，讓我們更關心不公不義的各種結果，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所造成，因為這密切關係了我們可以採用什麼行動與什麼策略，去改變這些不公義的結果。這，正是愛德華．索雅(Edward W. Soja)寫作這本《空間正義》背後最重要的動機之一。

　　索雅可說是人文地理學界以及都市研究領域國際知名的重要理論家之一，他曾於2015年獲得有地理學諾貝爾奬之稱的瓦琴魯得地理學國際大奬(Vautrin-Lud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Geography)。我有幸於1996年至2001年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都市規劃系求學時親炙其門下，當時他擔任博士班的導師，同時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之一。索雅早期從事非洲的區域研究，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開始將研究重心轉移至都市理論的發展，並且以洛杉磯作為印證他理論的基地。從1989開始，他陸續出版了「後現代三部曲」，包括了《後現代地理：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1989)、《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1996)、《後大都會：城市與區域的批判研究》(2000)，而這三本巨著也分別有了中文的譯本，繁體版《第三空間》(2004)以及簡體版《後現代地理》(2004)、《後大都會》(2006)，不過書名譯法與我稍有出入。貫穿他這三本著作的中心思想信念，用極簡化的話來說，乃是試圖突破我們對於空間在本體論與知識論上固有的認識，並且用這個新的認識來說明現代化過程下發展出來的城市與區域（至少在先進工業國）在1970年代以後，如何進入了一個解組與重構的過程，轉化成為一種新的地理局勢，形成了他所謂的後現代城市或者後大都會。

　　身為一位左翼的地理學者，索雅所發展出來的都市與區域觀點絕對不是學院中的時髦理論遊戲而已（僅管他的著作中確實少不了時髦術語），而是企圖從最抽象的本體論哲學出發，反省空間、時間與社會的關係，開啟地理學研究的新途徑，並將之用來解釋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都市化的過程與後果。這些努力的目的，其實都是想要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讓世界變更好，想回答的是列寧在1902年著名的提問：「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不過，由於這樣的學術方案，勢必涉及當代西方的諸多理論，包括政治經濟學、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也必須跨足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再加上著作中具體案例也多以美國或西歐為背景，因此索雅的中譯著作對於台灣一般的讀者來說，多少會造成一種敬而遠之的效果（其實我懷疑英文的讀者也差不多）。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