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如何閱讀《民主與教育》
郝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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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這本書之前，我們先快速地瀏覽一下教育在西方社會裡的進程。
希臘城邦時代的雅典，是西方教育的第一個分水嶺。在雅典之前，一如任何比較原始的社會，教育的方法，都是希望把上一代人所掌握到的生存知識與智慧，原樣不動地讓下一代摹仿學習；目的，則是希望大家能維持團體的生存與穩定。
雅典歷經與波斯作戰的勝利，政治與經濟都發達到一個高度之後，開始公民教育的先聲，除了強調對團體的貢獻之外，也鼓勵個人追求理性，以及才能的均衡發展，這也就把個人追求的教育目標浮上了檯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是這個階段的代表。
羅馬時代，基本上延續希臘時代這種對公民的訓練與培養。並且由於對管理遼闊土地的人才需求，把公民教育的內容做了更詳細，更實際的劃分。
基督信仰興盛以後，教育的重點也隨之改變為如何準備進入天國。所以中世紀教育以修道院及隱士為代表。中世紀快結束時，亞奎那結合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為基督信仰的教育重新定義，再次重視人世的智能與道德培養，也為接下來的人文主義教育植下種子。（中世紀尊長上，同情婦孺的騎士精神，結合了人文主義之後，往下延伸出紳士教育。）
文藝復興開啟以人為本的時代，一方面教育找回希臘羅馬時代的許多價值觀，一方面由於印刷術等的出現，知識得以普及，歐洲各地對自己民族語言與文化的意識也紛紛抬頭，給各地的教育注入許多新的課題。此外，科學大興又產生了兩個作用：一，使得大家樂於研習科學，解決過去的諸多謎團；二，科學的本身，讓大家相信如果掌握得到科學方法，人人可以亞里士多德為榜樣，任何知識都為自己所擁有。於是接下來有百科全書的出現。
再接下來，最重要的變化出現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出現了人類第一個共和政府。國旗與國歌出現，「國家」（Nation）的概念真正具體化，現代的平等公民觀念出現。工業革命則從經濟上讓大家相信一種標準化的生活，是可以擴及到整個社會。這兩件事情，一件從政治上，一件從經濟上，讓大家從本質上相信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權利，透過教育來改善自己的權利，從根本上推動了近代「學校」制度的出現與成熟。
從另一方面，以盧騷為代表的人，則不相信國家能做這麼多事情，而把期望轉到個人身上。他們不認為日益膨脹的知識是任何人可以擁有齊全的。因此，與其讓學生多吸收知識，不如讓他們多掌握一些吸收知識的方法。並且，由於重視兒童，強調兒童所學的，不應該只是摹仿大人，而應有自己的一套，這又開啟了兒童教育的領域。
進入十九世紀後，隨著工業革命逐漸發展出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各種科學與知識都擴增到目不暇給，各種政治與社會理論激盪，各國在歐洲與在殖民地的政經利益的衝突都日益劇烈，大家為了富國強兵，紛紛強調國家教育目標的重要，個人教育又與配合國家發展有了密切的關係。為了免得個人教育之被忽視，再有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倡議個人首先得有「完整」的生活，才對自己與整個社會的存在有價值，因此個人教育應有五個目標。
就是在這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紛紛擾擾中，杜威的教育思想，和他的《民主與教育》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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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革命後，馬丁路德對教育的看法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以及家庭的正常規範，所以需要「有受過良好訓練的男男女女」（accomplished and well-trained men and women）。清教徒進入美國後，早期殖民地階段對教育的觀念就是如此。
然而，到二十世紀之初的時候，美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使他們的社會與環境到了一個足以培養出影響全世界教育理論與方法的階段。杜威以及他的《民主與教育》會在美國出現，十分合理。
杜威是何許人，這裡不多贅言，只介紹一下以《民主與教育》為代表的他的教育思想，到底有哪些重點。
如果使用杜威自己書中所用過的文字，我會這麼整理：
˙生理的存活仰賴攝食養分與繁殖，社會生命則是靠教育才得以延續。
˙民主並不只是一種政治形態；主要乃是一種共同生活的模式，一種協同溝通的經驗。
˙民主社會的生活形態之中有不同利益的彼此交融，而且重視進步發展（或重新適應的過程），實現這種社會生活使得民主的社群比其他社群更需要注重審慎而有系統的教育。
˙然而，任何直接教育都是不可能的，教育只能藉環境來間接達成。⋯⋯學校，是針對影響學生智能品行的成效而安排的環境之中最典型的例子。
˙學校這個特殊環境應該具備三大功能：一，簡化有益發展性向的因素，並適當地安排學習的順序先後；二，將既有的社會習俗淨化，並可以理想化；三，創造一個比校外社會視野更開闊，並且更和諧的環境。
˙因此，學校教育不應該另有目的。教育過程的本身就是目的。由於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目的，唯有盡量利用眼前的生活，才是為日後職務做了有意義的準備。
˙自古以來人類的首要職業乃是生活是智能與道德上的成長。⋯⋯（在太過功利的社會裡）如果預先決定未來的職業，再把受教育完全當作為就業做準備，這會妨礙現在的智能發展，從而使為未來就業做的準備大打折扣。⋯⋯（相對地）獨裁統治的社會往往以阻礙自由與責任感發展為刻意的目的，只由少數幾個人做計畫下命令，其餘的人只需聽命行事，能從事的職業種類只有規定範圍內有限的那些。
˙在社會之中做有用的人，就是讓自己從群體生活中得到的，與自己對群體的貢獻平衡。他既是一個人，一個有欲望、情緒、想法的人，他在群體中得到的與貢獻的並不是看得見的財物，而是使自覺的生活更趨寬廣深化能夠更深刻地、更有紀律地、更開闊地實現生活的意義。
˙應避免誤以為職業的分配是排他的，一個人只能做一種職業。⋯⋯其實每個人必然都有多件不同他想投入的事，也該在他做的每種事上發揮智能。⋯⋯他愈是只有單一面向的生活，就愈不像一個完整的人，也愈像一個怪物。
˙按習慣的一般原則，凡是有特色的職業都容易變得唯我獨尊，太排他，佔用太多時間精力。這也就是說，因為重視技能與專門方法而忽略了意義。教育不應助長這種傾向，倒應該防止它，以免探究科學的人只會做科學家、老師只會教書、神職人員只會神職工作，等等。
˙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而且得到伸展志趣的機會，乃是獲得幸福的關鍵。
杜威的《民主與教育》，不但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教育思想著作，甚至有人稱之為繼柏拉圖《理想國》之後西方最重要的教育思想著作，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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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中國的教育思想。由於有獨特的科舉制度的順利運作，所以中國的教育思想沒有像西方歷經這麼多神祗與人文、團體與個人、貴族與平民、國家與公民等的掙扎與變化。
中國教育思想一個極大的變化也是出現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由於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急迫的需求，使得才邁出科舉制度的中國教育思想，很容易遭到綁架。
綁架的起由，在於「國家」。
查英漢字典，很容易發現patriotism 被譯為「愛國主義」。查nationalism，很容易發現被譯為「民族主義」。而「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我們的認知裡又幾乎是等號。
照教育史家布魯貝克（John S. Brubacher）的分析，patriotism和nationalism的原始定義卻是截然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兩件事情。基本上，patriotism，是一種對於鄉土的愛護之情。中世紀以前，你為你所屬的城邦，為你所居住的土地而戰鬥，這都是patriotism。然而，到了法國大革命，源自於拉丁文的nation
卻具體化了一個新的概念。nation代表的是一種遠較自己對鄉土、對自己生活地域認同更開闊、更昇華的存在。大家體認到自己需要一種超越於鄉土之上的組織，由於這種組織的超越，所以必須具有更大的包容力包容不同的階層、種族。這就是浪漫主義時代的，也是原始的nation「國家」定義。也因為有這麼一個理想的「國家」的存在，所以其公民為了有能力參與並構成這樣的組織，需要另有新的教育理念與方法。
可是進入十九世紀之後，由於歐洲各國在本土、在殖民地的利益衝突日益尖銳，這麼理想與浪漫主義的「國家」及其教育觀念，也就日益變質，日益窄化，大家紛紛強調國家的民族意識、主權意識、團結意識，國民教育，也就成了國家為了經濟與軍事上的強盛而重視，而必需的手段。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開始以「國家」概念的登場的時候，不但面對著一個舉世視國家如此的環境，還有自己格外需要救亡圖存的壓力。中國的教育思想，好不容易可以脫離科舉制度的主流，但馬上又被捲入種種「救國救民」的巨潮，然後，又隨著「國家」不斷被窄化，教育的思想也不斷地被窄化。
這一百年裡，我們眼看著「國家」的概念被「民族」窄化，被「主義」窄化，被「政黨」窄化，甚至，又要回頭被「鄉土」窄化；教育的思想，隨著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切割，被種種「革命」切割，被「科技至上」切割，被「本土意識」切割，也就不足為奇。教育思想如此，教育方法會被「文憑主義」、「升學主義」、「考試主義」零碎化，又有什麼值得驚奇？
《民主與教育》是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杜威觀察了西方社會在那之前將近百年的紛擾，而揭櫫這本書裡的理想。他在前言裡開宗明義地說：「本書的主旨是，發掘並說明民主社會內含的概念，再就這些概念來剖析教育事業面臨的難題。」回顧他這句話，以及全書對「民主」與「教育」的解釋與提議，我們只能說，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九十年前他所看到的，我們還沒有聽到九十年前他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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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這本書？
不要被書名嚇到。不要被杜威的名號嚇到。這只是一個睿智的人，以他盡可能淺顯的文筆，在陳述他認為一個置身在所謂「民主」社會裡的人，應該如何面對「教育」這件事教育下一代，也教育自己。這絕不是只有教育者才要讀的書，這是每一個思考自己到底適合做什麼，而且得到伸展志趣的機會的人，都應該一讀的書。
你可以從頭一路讀下去。但是，你也可以挑任何一章你感興趣，或者想了解的課題，跳讀。一本經典著作的偉大，正在於可以讓你欣賞山脈的全景，卻又不致於走進任何一座山峰而迷失。
四年前，我就是為了讀第二十三章〈為就業而教育〉而走進了這一本書。
這是我永遠的案頭書。
前言
本書的主旨是，發掘並說明民主社會內含的概念，再就這些概念來剖析教育事業面臨的難題。討論的內容包括，按這樣的觀點提出公共教育的積極性目標與章法，並且對一些求知與道德發展的理論提出批判這些理論在早先的社會條件下形成，卻依然在今天名義上已經是民主的社會裡作用，妨礙民主理念落實。本書將提出的思考模式認為，民主興起與科學實驗的進步、生物學科的進化論思想、產業結構的重組都有關聯。這種思考方向也將證明，上述發展顯示出教育題材上和方法上的變遷。
應當衷心致謝的有，教師學院的谷賽爾博士（Dr. Goodsell）給予批評；同屬教師學院的吉爾派屈克教授（Professor Kilpatrick）的批評及關於題目順序的建議，我已不客氣地採納；還有柯萊普小姐（Elsie Ripley Clapp）的許多寶貴意見。谷、吉二位幫忙校稿也一併致謝。我也十分感謝我歷屆學生，人數眾多，不能備舉了。
約翰．杜威
哥倫比亞大學
一九一五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