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間彩筆本歸唐
汪榮祖 (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二○一九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百年一遇，很是難得。唐德剛只比五四小一歲，未能躬逢其盛，否則必能再寫一篇精彩的「五四百年祭」；不過，他在五四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以及不是整年的五四紀念日，都有文章評說。今「人」去「文」在，遠流出版社收集唐公有關五四的文章，集為一編，既可為五四百年來的評價留下記錄，也可為唐公百歲初度作為紀念，甚有意義。中國近代口述史會長禤福煇先生與遠流總編林馨琴女士囑我為此書寫序，不敢推辭，並借此懷念亡友。
唐公文章具有獨特的風格，詼諧可讀，讀其文如聽說書，引人入勝，趣味無窮。我在悼念唐公的詩裡，曾有「人間彩筆本歸唐」之句，應非虛譽。斯編僅收錄與五四相關議題，包括五四的性質、胡適的定位、新詩與戲曲，但特別要向讀者推薦的是與胡適相關的文字。胡適不僅是五四的要角，而且是唐德剛曾經過從甚密的鄉前輩。唐公執弟子禮（自稱再傳弟子），胡大師視為閉門愛徒，在胡寓吃徽州菜、私室交談，錄音口述。胡適生前的朋友無數，但像胡唐两位無話不談的密友，尚不多見。當今仍有「罵胡」與「捧胡」兩派，唐公無疑是首屈一指的「知胡」派，讀者可以一讀他的《胡適雜憶》。
胡唐師弟情深，可以想見。唐公對胡大師有深厚的感情，自不待贅言。在感性方面，唐視胡為中國文化巨人，自孔老夫子以下僅有的一百位巨人中，「適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後的一位」，雖非空前，已經絕後；評價之高，無以復加。中國大陸在一九五○年代初，曾出版百萬言批判胡適，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九個方面清除胡適思想的「流毒」，反而如唐公所言，成就胡適成為「九項全能的學人」;
唐公親眼目睹，看到胡適對批判他是心中竊喜的。唐公覺得還可加上禪宗史研究，湊成十項全能。
不過，唐德剛畢竟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者，或如西洋人所說的，是「不帶情緒的史家」（dispassionate historian），以直筆為榮，以曲筆為恥，說真話，有不為賢者諱的氣魄。所以唐公雖推崇胡老師備至，但所見不同時，雅不欲屈己奉承；十項全能之中，如有不足之處，也要說得一清二楚，亦洋人所謂 「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也。胡適的專業是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風從「實驗主義」，但唐在《胡適全集》中，找不到一篇有關研究這方面哲學的學術論文，略可呼應金岳霖對胡適哲學之批評。胡適治史學，以考據癖著名，惜流於「為考據而考據」，成為「無用之學」，唐更直言：考據乃輔助學科；換言之，考據乃手段而非目的，亦為胡老師未能稍涉社會科學方法，感到遺憾。胡適宣導文學革命，聲名最著，提出「八不主義」，雖風靡一時，但唐質疑「八不」，並無新意；再者，以唐之見，大力提倡白話，矯枉過正，在胡適推波助瀾之下，十二、三歲學齡兒童記憶力最好的時候，不去背誦唐詩宋詞，而去讀「時光老人，滴答、滴答」的白話文，以至於不懂平仄四聲，失去理解中國文字特性的機會。胡將文言視為「死文字」，欲以白話取代文言，唐公尤其不能接受，指出：「我國五四以後，新文化教育家不許教文言文，而吾國古典文化幾乎全是文言文寫的，文言被一刀切掉，新文人對舊文學就茫然無知了」！這「一刀切」的嚴重後果，對後代而言，猶如「造孽」。唐公說得極好：各國「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徵，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吸收他人之精華，提出自己的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怎樣」。但刻意要跟著洋人學樣，胡豈能辭其咎乎？胡又要以新詩取代舊詩，但所謂新詩，依唐之見，乃是洋詩「橫的移植」，若無「縱的承受」，終究如無根之浮萍，甚至造成如唐公引施子渝教授所說：「三千學子盡詩盲」的結局。唐公雖亦致力於白話詩的寫作，但一直覺得新詩「多愁多病」、「經不起風吹雨打」；胡適雖嘗試了六十年，但「新詩似乎只有詩人們自己在沙龍內，彼此欣賞，互相讚嘆」！唐公終感不如舊詩的引人入勝，新一代的學者文人，包括院士、院長在內，也不免手癢，要寫律詩，結果因「不懂平仄」、「拗救不易」，只會貽笑大方。胡適居然也承認，寫好律詩非幾十年的功夫莫辦，足見其藝術價值之高；然而如此藝術，讓其消逝，豈不可惜？幸有葉嘉瑩教授亟生平之力，講授並宣揚舊詩詞，引起廣泛的注意，漸受重視。
毋庸置疑，唐德剛對胡適倡導 「全盤西化」，是頗有微詞的，不僅僅導致 「縱橫失調」，幾乎是有橫無縱，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也「一刀切」了。五四諸公誤將現代化等同西化，盲目追隨；正確的認知應該是：中國傳統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現代化。客觀的科技可以照搬，但具有主體性的文化則不可；否則，便無
「固有文化」存在的可能。胡適雖說：「沒有哪個民族，可以完全去掉它底固有文化的」，但按照胡適「全盤西化」或「全心全意西化」的辦法，中華「固有文化」 必然危同累卵。唐公於五四七十周年時已經見及，望能重估五四價值；到八十周年，更感失去「縱的承繼」，有文化萎縮的「燃眉之急」！然而又過了二、三十年後的今天，仍挽瀾乏力，似乎春去不復返。
唐德剛雖生於五四之後，但在上新學堂之前，有接觸舊學的機緣；他那一代人尚有此機緣，再下一代就絕無僅有了。唐公提及胡適在自述中說：他十二歲到上海讀書時已經讀過易經，所以能夠糾正他的沈老師，誤將易傳當作左傳。「小胡適」除天資聰慧外，如何有此能耐？不言而喻。遺憾的是「一刀切」之後，傳統既被清除，不可能再有這樣的「小胡適」了。結果呢？唐德剛在五四八十周年時說：「一清八十年，玉石俱焚，結果我們在廢墟之上蓋了些不三不四的小洋房，住進了許多兩頭不通氣的半唐番小青年、小魯迅」！一針見血之論，言之痛心。
(未完)
唐德剛教授是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創辦人。二○○九年唐先生不幸病故後，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將整理唐先生遺作的重任交付本會。除二○一○年的《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外，至今我們已陸續編輯完成了《段祺瑞政權》（二○一二）、《中國之惑新編》（二○一三）、《民國史抗戰篇：八年烽火》（二○一四）、《中國革命簡史》（古蒼林翻譯、夏沛然審校，二○一四）四本著作。
二○一五年遠流游奇惠前主編建議本會編選唐先生的五四文集，可惜篇幅略有不足，會員也多忙於抗戰口述項目，不得不暫行擱置。今年年初林馨琴總編前事重提，并建議附入唐教授的詩詞，以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和明年的唐先生百歲誕辰。我們欣表讚同。
編寫民國通史是唐教授的宏願，生前修訂的該書大綱曾列入「五四運動篇」，惜因晚年多病，未能如願完成。唐先生一向認為，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組成，一轉百轉；而五四則是一場新文化的現代化運動，是磅礴歷史長河的一大洪峰巨浪，承先啟後，并與歷來由政治活動家所推動的其他階段有所不同，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五四到如今雖然已經百年，還一直是我們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
本書正編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五四概論」收入了唐先生為紀念五四運動六十至八十周年而寫的四篇文章，概述五四廣狹、大小的不同定義，其承先啟後的地位及功過得失，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代宗師，科學、民主、實驗主義乃至白話文、新詩等胡適的「科目」，也早已成為五四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第二部分「胡適定位」的前三篇將胡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一一詳細道來。〈淺釋科學民主，追悼適之先生〉是胡適去世時的的追悼專文，彌足珍貴。實驗主義二十年代前後曾在中國盛行一時，但後來卻銷聲匿跡。〈實驗主義新詮〉和〈對拙作實驗主義新詮的幾點解釋〉寫於一九六一年；十七年後大陸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口號，帶來了後來的快速經濟發展。
五四也是一場文學革命。歷來文史不分家，唐先生是歷史學家，也是文學家。在第三部分「文學轉型」中，唐先生回憶了他與新舊文學的終生因緣。從史家和行家的角度，多方面回顧和討論了新詩的發展歷程和現代化轉型困境，認為我國在詩歌方面有著自《詩經》以來的三千年燦爛傳統，新詩既要有「橫的移植」，但也要有「縱的承繼」；文言和白話骨肉相連，不可偏廢。
戲曲既也是案頭之曲的純文學，也是場上之曲的表演藝術。在最後的「戲曲世界」部分，唐先生用亦荘亦諧的絕妙文筆，談述了在五四新文化的滾滾浪潮下，傳統戲曲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和如何世界化的問題。
如果說從《五十年代底塵埃》、《戰爭與愛情》，可看到唐先生小說家的一面，那麽本書附錄的詩詞鈔，可看到他詩人的一面。本書是唐先生詩詞的首次結集。舊體詩詞部分是以唐先生遺留的詩稿為基礎，經我們的多方搜集和補充，共收唐先生一九四一至二○○一年的一六○首作品，按寫作時間排序。部分原無斷句的詩詞標題和按語現增加標點，方便讀者閱讀；少數詩題的原有抬頭現概予省略，方便排印。新詩部分收入作品二十五首，選自《白馬社新詩選》（周策縱先生、心笛、王潤華合編，台北：新地文化藝術，二○一○）。
本書的全部編成，有賴本會同仁的共同努力。正編由孔強生負責，禤福煇會長補正。詩詞集由王渝主編，孔強生補遺。編輯過程中各會員多方提供寶貴意見。我們要特別感謝汪榮祖教授百忙之中撥亢賜序，為本書增色不少。另感謝梅振才先生幫忙辨認詩稿手跡，吳歡章教授惠賜數首佚詩。
謹以此書，表達我們對唐德剛教授的不盡懷念。
二○一九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