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臺灣世界史研究的意義與使命
近三十年來，世界史研究在臺灣有顯著的進展，已成為臺灣史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而世界史社群更是臺灣史學界一個素質優良、活力充沛的團隊。這個社群的研究對豐富臺灣史學研究內容、擴展臺灣史學的視界有積極貢獻。本書——《百合與玫瑰》——集結六篇以王權為主題的歐洲史研究論文，可視為臺灣世界史研究成果的一個展示，表現臺灣世界史社群的研究活力與學術品質。
臺灣的史學研究包含臺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三大領域，在三者之中世界史研究的發展比較晚。1990年代以前，世界史——主要是西洋史——雖在臺灣的大學歷史教學中並未缺席，但具學術意義的研究十分有限，在臺灣史學研究中幾乎可以忽略。這主要歸因於研究人力的欠缺與研究環境的不佳，限制了世界史的發展機會。1980年代末以來，臺灣史學出現大的轉變，一方面臺灣史崛起成為新的顯學，另一方面世界史也積極發展，逐漸形成一個優質的研究領域。世界史在臺灣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契機，與政府的長期學術投資有密切關係，其中包含研究人力的培植與研究環境的改善。
1990年以前，臺灣史學界受過科班訓練的世界史人才不多，世界史的研究能量有限。但1980年代初起，教育部陸續考選了公費生赴歐洲攻讀人文社會學科，其中包含有西洋史。此一政策持續至今，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世界史人才。一些國家也提供獎學金供臺灣學生到該國留學，如德國「留德獎學金」，其中不乏攻讀歐洲歷史者；此外也有一些學生赴美國大學攻讀美國史。這些到歐美大學進修歐、美史的學生大都順利完成學位，成為臺灣世界史發展的骨幹。
另一方面，近年臺灣的世界史研究環境也有顯著的改善。從2006年起，科技部進行了兩項重要的學術基礎建設：其一是建購大型的「人文社會科學數位資料庫」，購置了幾個重要的歐美近代史一手資料庫與舊期刊庫；另一是推動「人文與社會科學圖書計畫」，投入資金協助大學圖書館充實人文與社會科學圖書，其中相當大部分與世界文史研究相關。這些學術建設可以部分滿足臺灣世界史學者一手資料與新研究資訊的需求，對臺灣世界史的發展至關重要。此外，科技部也積極資助學者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申請到國外進行「移地研究」。經由這項資助，世界史學者多能利用假期到歐美重要圖書館蒐集、查閱資料，以補充研究資料的不足，這對世界史研究品質的提升有極大幫助。
自1980年代末迄今，臺灣有超過70位留學生在歐美大學獲得歐、美史的博士學位，進入大學歷史系或研究機構服務。這批學者擁有優秀的世界史專業，教學與研究動能旺盛，在他們的努力耕耘下，世界史研究在臺灣逐漸從一片荒蕪轉變為一塊綠意盎然的綠洲。或許有人問：臺灣是一個小的國度，資源有限，發展世界史有何意義？從史學視角言，世界史研究在臺灣至少具有三項意義。首先，世界史研究可以促進臺灣史學研究的多元化。臺灣的歷史研究長期以中國史為重心，近來臺灣史也成為顯學，缺了世界史這一塊臺灣史學便不完整。近年來世界史蓬勃發展，為臺灣史學的內涵增添多樣性，豐富臺灣史學的內容。
其次，臺灣學者的世界史研究可以扮演學術媒介的角色。自十九世紀史學革命以來，歐美史學在研究取向、方法或解釋上，不斷推陳出新，深刻影響到歐美以外地區的史學研究。過去數十年，臺灣史學一直受到歐美史學的影響，無論是臺灣史、中國史都無例外。臺灣的世界史學者大都在歐美大學接受歐美史的訓練，熟稔歐美史學的精華，可以承擔此一學術媒介角色。藉由歐美歷史的研究，引介歐美史學的議題與方法，有助於提升、更新臺灣的史學研究。
其三，世界史研究也可以提供臺灣史學一種比較觀點，來觀照臺灣史或中國史的研究或詮釋。不同文明有其獨特之處，也有共通之處。臺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固然各有特色，但彼此之間仍存在能相互發揚的共同關切點。在這方面，臺灣的世界史學者藉著研究「他者」的歷史，可提供臺灣史或中國史研究一些有意義的比較對象或視角，激發出創新的歷史詮釋。以上三者是臺灣發展世界史的主要意義，也是臺灣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使命。
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世界史蓬勃開展，研究成果逐漸顯現。世界史學者積極投入研究工作，寫作優質研究論著，發表在公認的優良期刊。這些論著無論嚴謹度、精緻化或原創性方面，都受到學界認可，與中國史或臺灣史的論著並駕。部分世界史學者甚至以外文寫作，刊登在歐、美著名的史學期刊，與歐美同儕著作相較品質也絕無遜色。
世界史的範圍廣泛，而臺灣世界史的規模不大，無法全部胃納。受到語言的侷限，臺灣的世界史研究在領域上是以歐洲史為主，特別是近代部分；而在歐洲史中，英國史與法國史又成為研究的重點，投入的研究人力較多。在現代歐洲，英國、法國與德國是主要的史學大國，其史家經常有所創新，引領世界史學的風騷。當前臺灣的世界史學者大都在這些國家接受博士訓練，追隨其史家研究這些國家的歷史。
值得強調的是，這些曾在歐洲接受史學訓練的臺灣學者，選擇進入的大都是純粹的歐洲史，研究的課題也都是歐洲史學界關注的主流議題。他們因而能深入歐洲史學的精華，掌握其研究趨勢、課題與方法，並將其帶回臺灣歷史學界。從美香教授主編的這部多人合著專書，可看出當前臺灣世界史學界業已深入掌握歐洲當代史學研究趨勢、課題與方法，並能在研究實踐中熟悉地運用，進行原創性的專題研究。三十年來，臺灣的世界史學界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議題多元，散見在不同的史學期刊。我們世界史同仁們覺得有必要將這些研究成果以主題的方式整理出版，呈現給臺灣及所有華人歷史學界，讓歷史學界認識當前臺灣世界史研究的成就與品質。
本書所收集的六篇論文，以英格蘭與法蘭西為中心，討論中世紀到近代早期歐洲「王權」的歷史發展。在歐洲史上，英格蘭與法蘭西兩國最早從「封建國家」成功地轉型為「近代國家」，在這轉型過程中，國家主權從分散到集中，具體表現在「王權」的成長與絕對化。本書雖然僅收錄六篇論文，卻觸及歐洲王權發展複雜的核心課題，研究進路更包含政治史、性別史、文化史、書籍史等多元方法，展現臺灣世界史研究的豐富性。
「王權」研究原是一個傳統的歷史議題，在政治史不再被看作是研究骨幹的現代史學中，本有受到冷落的跡象。不過，晚近「新政治史」與「新文化史」的興起，讓這個議題再度復活，有了嶄新的詮釋角度。本書有關英法王權的討論，富濃厚的「新政治史」與「新文化史」色彩，說明當代臺灣的世界史研究基本上是走在世界史學的前端。
我們非常感謝臺灣的世界史同仁，在相對困難的研究環境中，仍積極利用各種資源，進行優質的原創性研究，對臺灣的歷史學做出貢獻。本書可作為臺灣世界史研究的一個成果展示，希望可以達到豐富臺灣史學內涵，扮演歐美史學的媒介，與提供臺灣史學研究比較觀點的目標。
楊肅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導言
王權的花園（摘錄）
這世界依然是個被施了魔法的大花園（The world remained a great enchanted garden）。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一、百合與玫瑰
這是一部關於中古早期至十七世紀，法蘭西與英格蘭兩地王權發展的主題性專書，但本書想先邀請讀者走進一座王權的花園，園中一半的區域，盛開著金色如鳶尾的百合（fleu-de-lis），另一半則長滿紅、白雙層相疊的玫瑰（double
roses）。百合與玫瑰，正是法國與英國王室最具代表性的花卉紋章，數百年來，用以象徵兩國王權的神聖性與統治合法性。本文作為全書的導言，將介紹在這座花園中為王權而爭豔的兩種花卉，以及在其中耕耘的園丁；越過這個花園之後，讀者將可看到六篇分別以英、法王權為主題的論文，從八、九世紀法蘭西神聖王權（sacral
kingship）的建立談起，跨越十三至十六世紀英格蘭王權的危機與再造，最後以十七世紀「絕對王權」（absolute kingship）的探討作結。
百合與玫瑰，這兩種花卉早在《舊約聖經》中提及，〈雅歌〉（Song of Songs）中所羅門的新娘唱道：「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因此，歐洲從中古早期開始，一般圖像或詩歌中提及百合與玫瑰時，都具有基督信仰的意涵。又因百合與玫瑰可用以歌頌女子之貞潔及無私的愛，在十二世紀聖母崇拜（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興起後，成為代表聖母的符號。根據法國學者帕斯圖羅（Michel Pastoureau）的研究，百合先於玫瑰，在十二、十三世紀成為聖母的象徵，彰顯瑪利亞的貞潔；玫瑰則在中古晚期，以其愛與奉獻的意涵，取代百合在聖母崇拜中的地位。
百合與玫瑰相繼成為法、英國王室的紋章，似乎也與其在宗教裝飾上的興盛期相呼應。法蘭西王室在卡佩王朝（the Capetian Dynasty, 987-1328）的路易七世（Louis VII, r.
1137-1180）時代，受到聖母崇拜的影響，開始以百合為徽，藉著與聖母共享的圖像，法王宣揚與聖母相近的角色，作為天上與地下之間的中介者、溝通者，並分享上帝的榮耀。腓力二世（Philippe II, Auguste, r. 1180-1223）之後，百合作為王室的紋章，更加流行，並被賦予神聖的傳說，將百合的出現上溯至法蘭克王國第一位國王克洛維（Clovis, r. c.
481-511），指在他受洗之日，聖母瑪麗亞在天上賜下百合及洗禮所用的聖油。法國王室所用的百合圖像，至十四世紀時形式更加固定，以金色三瓣的百合為主體，矗立於藍色圖底上，但其花形與一般常見的百合不同，較接近鳶尾花（iris）或荊豆花（gorse），又像是三叉戟或箭鏃的形狀。此形式普遍出現於查理六世（Charles VI, r.
1380-1422）之後國王的王冠、帳幕、權杖、衣袍和刀劍上，象徵著「三位一體」（Trinity），也代表法國王室聖潔與純淨的特質。
法國王室的百合紋章，從十二世紀的卡佩王朝，沿用至華洛瓦王朝（the Valois Dynasty, 1328-1589）、波旁王朝（the Bourbon Dynasty, 1589-1848），直到法國「舊制度」（ancient régime）時期結束。而玫瑰成為英格蘭王室的紋章，時間較晚，大約從十五世紀開始，但直到今日依然出現在溫莎王室（the House of
Windsor, 1917-）各樣裝飾上。根據安格魯（Sydney Anglo）的研究，玫瑰與英格蘭王權的連結，始於約克家族（the House of York）的愛德華四世（Edward IV, r. 1461-1470; 1471-1483），他將白玫瑰——「陽光閃爍的玫瑰」（rose-en-soleil），用於印璽和錢幣上，作為統治的標記。白玫瑰紋章在愛德華五世（Edward
V, r. 1483）及理查三世（Richard III, r. 1483-1485）兩朝，繼續沿用，成為約克王室明確的統治符號。但此時期，紅玫瑰與蘭卡斯特家族（the House of Lancaster）的聯繫，還相當薄弱，一直到亨利．都鐸（Henry Tudor，即亨利七世〔Henry VII, r. 1485-1509〕）贏得內戰，建立都鐸王朝（the Tudor
Dynasty, 1485-1603）開始，才將紅玫瑰作為蘭卡斯特勝利的標記。更重要的是，亨利於1486年迎娶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愛德華四世之女）後，將紅白相疊的雙色玫瑰作為王室的圖像，它也被稱為「聯合玫瑰」（the union
rose），象徵兩家族合婚所締造的和平，以及亨利承襲兩家族世系所建立的合法統治權。隨著亨利七世及其子嗣，將紅白玫瑰廣泛用於政治及宗教宣傳圖像上，此玫瑰也象徵著都鐸君王捍衛基督信仰的形象，以及王權至高之神聖性。
在歷史長流中，法蘭西的百合與英格蘭的玫瑰，皆已取得王室正統標記的身分，在法、英王室所用的宮殿、教堂、書籍、傢俱、錢幣、服飾與其他各類圖像上，皆可見到它們與王朝權力的連結。然而，不論是前者的金色三瓣百合，或後者的紅白多瓣交疊玫瑰，皆不存在於真實的自然世界，並非我們常見的百合與玫瑰。它們被刻意形塑的形貌，乃存活於政治的世界，是人造的權力標記，同時也是政治的語言，可以訴說英、法兩地王權的建立與發展，以及兩地之間彼此糾葛的政治關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歷史劇《亨利六世上篇》（Henry VI, Part 1）中，即為我們展示了「花語」如何可成為政治的語言。在此劇第二幕第四景，詩人想像了一個饒富趣味的花園場景：欲奪取亨利六世（Henry VI, r. 1422-1461; 1470-1471）王位的約克公爵理查．普蘭塔其納（Richard Plantagenet, Duke of
York, 1411-1460），與支持蘭卡斯特家族的薩默塞特伯爵（John Beaufort, Earl of Somerset and first Duke of Somerset, 1403-1444），及一干貴族與律師等，走進了一座花園，園中有紅、白兩色的玫瑰。他們依序開口：
普蘭塔其納：「誰要是真正出身望族名門，又願意維護自己的榮耀出身，如果認為我提出的合乎真理，就請摘下一朵白玫瑰以示支持。」
薩默塞特：「誰要不是懦夫或諂媚之徒，而是敢於與有理的一方為伍，就請摘下一朵紅玫瑰以示擁護。」
兩人說完這番話，眾人各自摘取白玫瑰（代表約克家族）或紅玫瑰（代表蘭卡斯特家族）表態，由此揭開歷史上的「玫瑰戰爭」（the 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這場英格蘭貴族間的內戰，直到亨利．都鐸擊敗理查三世才結束。莎士比亞在另一齣歷史劇《理查三世》（Richard
III）中，也讓亨利七世以玫瑰為喻，他誓言：「這就要把白玫瑰與紅玫瑰結合為一體。」於是娶了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願天公為和好的聯姻而展顏歡笑吧！」
事實上，如前所述，蘭卡斯特家族與紅玫瑰的連結，在都鐸王朝之前並不清楚；「玫瑰戰爭」一詞，在十五、十六世紀也還未出現。莎士比亞的說法，主要是參考了霍爾（Edward Hall, 1497-1547）《蘭卡斯特與約克兩尊貴家族的聯合》（The V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e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
1548）。此書於1550年再版時的扉頁，以兩株玫瑰樹的藤蔓，由底部兩側向上攀沿，連結從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r. 1327-1377）至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的歷代諸王。左邊的一株，由愛德華三世之子蘭卡斯特公爵岡特（John of Gaunt, Duke of Lancaster,
1340-1399）發端；右邊一株由愛德華三世另一子、約克公爵朗格利（Edmund of Langley, Duke of York,
1341-1402）開始。至藤蔓末端，即頁面最頂端，紅、白兩玫瑰匯聚於亨利八世兩側，高舉他為兩家族正統繼承人。這類視覺敘述，如同莎士比亞的文字描繪，是以都鐸王朝的正統論述，回頭重現十五世紀英格蘭的政治史。事實上，在莎士比亞所書寫的「亨利六世」時代，紅玫瑰未曾現身於王室各類紋章行列中，當時代表英格蘭王權最重要的花卉其實是法國百合。
在目前留存的亨利六世時期王室系譜圖中，最生動而精緻的一幅，收錄於由舒茲伯利伯爵塔爾博（John Talbot, First Earl of Shrewsbury, c. 1384-1453）託人所製的《塔爾博．舒茲伯利之書》（Talbot Shrewsbury Book,
1444-1445）。此書由當時駐法英軍首領塔爾博，獻給與亨利六世訂親的法國王族之女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njou, 1430-1482）。此書開頭的獻文之後有一張世系圖，此圖本身以三瓣百合的形式開展，描繪由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 Saint Louis r.
1226-1270）以來英、法的家族與王位傳承。此三瓣百合以藍色為底，中間與左邊的花瓣內部，綴以代表法國王室的金色三瓣百合；右邊的花瓣內，有代表英格蘭王室的紋章，上半部為紅底金色的獅子紋章，下半部轉變為獅子與百合各據一半的紋章。中、左兩花瓣之間有一內繪三朵百合的盾形徽章，代表法國王室；中、右兩片花瓣之間，有圓形藍色鑲金邊的吊襪帶（the Garter），內圈紅色聖喬治十字（St.
George’s Cross），是英格蘭最高榮譽騎士團——「嘉德騎士團」（the Order of Garter）的徽章，也代表英格蘭王室。
此圖的主體是三瓣百合，中間的菱形花瓣，最上方為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依序而下為腓力三世（Philippe III, r. 1270-1285）、腓力四世（Philippe IV, r. 1285-1314），以及腓力四世的4位子女。其中最右邊的是伊莎貝拉（Isabelle of France,
1295-1358），若由她跨至右邊長形的百合花瓣，與她相接的，正是她的夫婿英王愛德華二世（Edward II, r. 1307-1327）。愛德華二世之上，是愛德華一世（Edward I, r.
1272-1307）。愛德華二世之下，是以其母之血緣傳承，而宣稱擁有法蘭西王位繼承權的英王愛德華三世，也因此他將代表法國王室的百合加到英格蘭的王室紋章上，與三頭獅子並列；並以正統繼承人之名，發動對法戰爭，此即「英法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的開始。
愛德華三世之下，依序有其子「黑王子」愛德華（Edward, the Black Prince, 1330-1376）及蘭卡斯特公爵岡特、理查二世（Richard II, r. 1377-1399）與亨利四世（Henry IV, r. 1399-1413）、亨利五世（Henry V, r.
1413-1422），代表蘭卡斯特王朝世系。若再從亨利五世跨越到左邊的百合花瓣，則到了法國華洛瓦王朝的世系。與亨利五世連結的是他的王后，法王查理六世之女凱薩琳（Catherine of Valois, 1401-1437）。凱薩琳的圖像往上則是查理六世、查理五世（Charles V, r. 1364-1380）、讓二世（Jean II, r.
1350-1364），接到華洛瓦王朝第一位君主腓力六世（Philippe VI, r. 1328-1350），及其父華洛瓦伯爵查理（Charles, Comte de Valois, 1270-1325）。此處設計之巧妙，在於讓凱薩琳直接承繼華洛瓦王朝的正統，並藉由婚姻移轉給英王亨利五世，而略去了查理六世之子，也是後來統治法國並打贏百年戰爭的查理七世（Charles VII, r.
1422-1461）。
在此百合世系圖譜的中央最下方，則是亨利六世，一方面他與正上方的法王路易九世遙遙相對，一頂天、一立地；另一方面，他匯聚了卡佩王朝（中瓣）、華洛瓦王朝（左瓣）、蘭卡斯特王朝（右瓣）三個世系的正統，象徵兼治英格蘭與法蘭西兩國的權力。百合圖像右邊由羚羊所舉的旗幟，旗竿上的捲軸寫著「我權天授」（Dieu est mon
droit），正與此相呼應，表明亨利六世的雙元王權來自上帝直接授與。就整個世系圖譜而言，左邊花瓣中的凱薩琳，與中間那片花瓣中的伊莎貝拉，發揮了相同的功能與角色。她們與英王的聯姻，及由婚姻所產生的血緣、家族關係，讓英格蘭與法蘭西的王權緊密相連。而在此圖像中未出現，卻具有同樣關鍵性角色的，則是亨利六世將娶的王后瑪格麗特。以上三段英、法聯姻，既是百年戰爭發動的理由，也是戰爭中英格蘭所運用的政治工具，透過婚姻締結合約，也藉此宣示對法統治權。這幅完成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的圖譜，更顯示英方不僅透過武力與婚姻壓制法國王權，也透過挪用法國王室紋章，宣揚對法合法統治權。
此外，此系譜圖還有一項精心的設計，圖片左右兩側，以雙手扶持百合者，一位在左，是亨利六世的叔父——韓弗瑞（Humfrey, Duke of Gloucester,
1390-1447）；另一位在右，是前文曾提到的約克公爵理查。這兩位象徵著英格蘭王族不分黨派共同支持年輕的國王。這兩位貴族的內側，是各自使用的嘉德徽章，外側兩邊則是共有的英王室盾形徽章，其圖案區分為四塊，以百合和三頭獅子兩兩斜線相對。此盾形徽章沿用到都鐸王朝，又加入紅、白雙色玫瑰在旁襯托，使英王室徽章更添豐富的內容。百合與玫瑰的圖案，通常共同出現在都鐸君王的錢幣、印璽、肖像及其他與君王崇拜相關的圖像上。例如亨利七世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禮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 Cambridge）的徽章，中間是百合與三頭獅的盾形徽章，左側是上頂王冠的紅白玫瑰；右側則是上頂王冠的閘門（portcullis）。又如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r. 1558-1603）的「鵜鶘肖像」（the Pelican Portrait, c.
1575），女王頭部兩側，各有頂著王冠的百合與玫瑰，而且王冠的邊環也刻有百合圖案。
百合與玫瑰之並陳，意味著英格蘭君主仍然主張法國王位繼承權，以及對法統治權，但這項宣稱，越來越不具備事實的基礎。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後，英王在法蘭西境內的土地僅存卡萊（Calais）一地，而這一地又在都鐸王朝瑪麗女王（Mary I, r. 1553-1558）統治時期失去。然而其後的伊莉莎白女王，及斯圖亞特王朝（the Stuart Dynasty,
1603-1714）諸君，依然主張這項權力。相對而言，法國君王娶英格蘭王族之女的例子甚少，也少有機會宣稱對英格蘭的統治權，或挪用英格蘭王室紋章。但法王亨利二世（Henri II, r. 1547-1559）之時，因其王太子法蘭西斯（即後來的法蘭西斯二世〔François II, r. 1559-1560〕）娶蘇格蘭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 r.
1542-1567）為妻，而瑪麗女王之血緣可上溯英王亨利七世。英女王瑪麗一世於1558年底過世之後，法王亨利隨即主張信仰新教的伊莉莎白無權繼承，應由法王太子與蘇格蘭瑪麗女王共同繼承英王位，並於1559年初在瑪麗所用的帳幕、旗幟與徽章上，合併她原來的紋章與英格蘭的紋章。
蘇格蘭瑪麗女王在法國使用的新徽章，分為四區塊，左上為法王太子所用的「海豚」（在法文中與王太子〔dauphin〕一詞相同）及百合，右上與右下的圖案，則結合蘇格蘭的獅子（lion
rampant）、英格蘭的三頭獅與百合；左下的結合蘇格蘭獅子與英格蘭三頭獅。整個盾形徽章象徵著瑪麗與夫婿未來可統治蘇格蘭、英格蘭、法蘭西三王國。不過，這個新徽章使用時間並不長，一則因法王深陷歐陸戰事中，無力堅持；再者，1560年蘇格蘭宗教改革成功後，蘇格蘭政府承認英女王伊莉莎白的合法統治權，並主張瑪麗女王放棄使用英格蘭紋章。即使如此，此事件依然反映出十六世紀下半葉英格蘭、法蘭西，以及蘇格蘭之間，政治上緊密的互動關係。而且，蘇格蘭瑪麗女王之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r. 1567-1625），在1603年繼任為英格蘭君主詹姆士一世（James I, r.
1603-1625）之後，在王室徽章上再度結合英、法、蘇三王國的紋章，又將代表愛爾蘭的豎琴，放入盾形徽章內。在盾形徽章外以嘉德徽章圍繞，下方右邊有代表蘇格蘭的紫色薊（thistle）；左邊有象徵英格蘭的紅白玫瑰，使三種（三國）花卉並陳於斯圖亞特王室的徽章上。詹姆士的頭銜則與此徽章相呼應，稱為：「大不列顛、法蘭西與愛爾蘭國王、信仰的捍衛者」（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Defender of the Faith & c.）。
從詹姆士一世以來的歷任斯圖亞特君主，皆宣稱自己為整個不列顛群島（蘇格蘭、英格蘭、愛爾蘭）及法國的統治者，直到1801年漢諾威王朝（the Hanoverian Dynasty, 1714-1837）的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r.
1760-1820），才正式宣告放棄法國王位（當時的法國已無君王），王室徽章上的百合也自此消失。隨著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世俗化，以及革命的發展，百合與玫瑰都不再擁有從前神聖的魅力，如同不列顛與法國王室一樣，或落入凡間，或歸於塵土。但回顧中古至十七世紀之間的歷史，百合與玫瑰（以及其他多種王室紋章）都曾作為王朝正統的符號，並隨著英、法的政治角力而被添加或拔除。而且，不論兩國君王事實上統治的疆域有多大，百合與玫瑰都是政治意識形態上重要的語言，或顯於圖像上，或隱於詩文之間，成為兩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