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金梁與《近世人物志》及《清代帝后外傳》
他是晚清朝廷重臣，對皇帝忠心耿耿，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他曾任末代皇帝溥儀的內務府大臣，當過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做過張學良的家庭教師；「九一八」事變後，他寓居津門近二十年，不聞政治，著書立說，他就是金梁。
金梁（一八七八—一九六二），字息侯，別署瓜圃老人。是滿洲正白旗人，系出瓜爾佳氏。其先人自清初即奉調駐浙江杭州，遂居於杭州之乍浦。自幼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早年即有神童之名。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中舉人，光緒三十年（一九○四）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是科舉時代最後一批進士之一。曾任京師大學堂提調、內城員警廳知事、民政部參議。他還給光緒皇帝上萬言書。沈曾植稱他「三上萬言書，以忠直名海內」。
辛亥革命前，他曾在徐世昌、錫良、趙爾巽三任東三省總督下擔任奉天旗務處總辦兼管內務府辦事處事務，因此對瀋陽故宮的文物及滿文老檔進行過整理。他在盛京宮殿之崇謨閣，閱讀了清太祖太宗兩朝史事老檔文獻（原檔四十冊，以老滿文寫成，無圈點），並錄出副本。早在一九○八年秋，便開始整理、翻譯一百八十冊《滿文老檔》。一九一六年，他擔任奉天政務廳廳長後，再次組織人員編譯部分《滿文老檔》，然後出版。學者孔祥吉認為《滿洲老檔秘錄》的出版，為研究清朝入關前的歷史，提供了十分可信之史料，也對滿族歷史文化研究作出了貢獻。另外他與余鐵珊、金月洲等就瀋陽故宮「翔鳳閣」一處所藏自唐代至清代的四百餘幅名貴書畫，根據乾隆年間的《石渠寶笈》體例，將這些作品進行分類梳理，輯為《盛京故宮書畫錄》，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成為瀋陽故宮的藏品典籍。
金梁因是滿人，對清朝依舊充滿依戀之情。當武昌革命爆發不久，他曾策動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帶兵入關，企圖挽救搖搖欲墜的王朝。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年間，張作霖曾請金梁為其子張學良的家庭教師，後來張學良不僅國學功底深厚，精於詩詞，更寫得一手好字，他的書法得益於三位著名的書法大家―白永貞、金梁、林汝助的悉心指導。也因此後來張作霖保薦金梁做了北洋政府農商部次長。
但金梁同其他遺老一樣，始終沒有放棄復辟的希望，他一方面積極參與民國政治活動，一方面參與宗社復辟。一九二三年溥儀召他入宮，當時的職銜是鑲紅旗蒙古副督統，不久便被派為內務府大臣，同時做皇帝的侍讀，賜少保銜。後來因為開罪了醇親王載澧，終於被攆走，有一段短時間未曾露面。而當溥儀逃離北府，潛往東郊民巷日本使館藏身時，金梁又出現了。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適逢舊曆元旦，在日本使館的客廳，陡然昔日王公遺老都來朝賀，只見溥儀高高坐定後，滿朝文武官員依序排列站立，行三跪九叩之禮。不料儀式方在進行之際，忽然聽到有一陣哽咽啜泣之聲，旋又轉為嗚咽痛哭，一時秩序大亂，眾人定神一看，只見金梁匍匐在地，正自如喪考妣，嚎啕悲働不已。眾人也無法勸止，當即示意幾名護軍，將他抬下樓去。金梁這次失態，過後曾引起許多人議論，有人嘲笑他愚忠，有人說他是孤憤，也有人罵他瘋癲。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總領《清史稿》的修撰工作，參與者有一百餘人，到了一九二七年，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把各卷刊印出版，其後校印事務由袁金鎧一人負責。袁金鎧因忙於他事，轉託金梁協助校刻此書。金梁利用校對刊印之便，給自己冠以「總閱」的名義，並附刻〈《清史稿》校刻記〉，又增加《張勳傳》和《康有為傳》，並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書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發行，即所謂「關外本」（又稱關外一次本）。而原編纂人員發現後，便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並且刪去金梁的〈校刻記〉，世稱「關內本」。後金梁堅持以「關外本」為基礎，並根據當時學者對《清史稿》提出的批評和關內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後出版發行，又稱「關外二次本」。學者劉少峰認為，金梁也並非完全不懂史例、史法，他對史稿最後的修改，也有一定的貢獻，對一些篇目的史料進行了增補。雖然他在史館工作僅一年時間，所從事的工作爭議極大，但是從史料的角度來講，這部大宗史料能夠順利地得以保存，他的貢獻是不應忽略的。
「九‧一八」事變後，金梁舉家避居天津，躲在小樓裡，不問世事，埋首著述。這段期間可說是金梁學術上的輝煌時期，他編纂了許多頗有價值的清史著作，如《清帝外紀》、《清后外傳》、《清宮史略》等。而《近世人物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一般為歷史人物寫傳，多用傳主之奏摺、文集以及實錄、上諭中的有關記載。這樣的傳記，從形式到內容，總給人有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覺，而且內容乾巴巴的，一點都不生動。倒不如稗雜者流之所記，儘可無拘無束、不瞻不徇，使人物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然而這些稗雜者流之所記，也犯了一個嚴重的弊病，那就是游談之雄，好為捕風捉影之說，故事隨意出入，資其裝點。因此金梁在《近世人物志》的前言，就有「欲考人物，僅憑正傳，既嫌過略；兼述野史，又慮傳誤；皆不必盡為信史也。」之歎。於是他花了許多氣力，用了大量時間，將翁同龢的《翁文恭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這四部號稱「晚清四大日記」中所記載的人物，按時日先後，整理排比，編成了收有六百餘人的《近世人物志》一書。
金梁之所以重視日記史料，與他當年從事《清史稿》校勘的經歷，尤其是出版《光宣列傳》的實踐，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說：「昔校清史，深感其難，光宣列傳，力矯斯弊，乃採及近人日記，終為史例所限，亦不能盡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記，如翁文恭、李越縵、王湘綺、葉緣督諸家，為時所重，足與曾文正日記並傳。其中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
掌故學家瞿兌之說：「我們讀《史記》、《漢書》，覺得史家敘述一個重要人物，每從一二小節上描寫，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於聲音笑貌躍然紙上，即一代興亡大事亦往往從一件事故的發生前後經過著意敘述，使當時參加者之心理與事態之變化都能曲折傳出，而其所產生之結果自然使讀者領會於心。」而宋以後之正史，多是鈔錄些諛墓之文，一傳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處人，某科出身，歷官某職，某事上疏如何，某年卒，著某書，子某某，幾乎成了一種公式，千篇一律，生氣全無。因此瞿兌之大為感嘆地說，這樣的史還能算史嗎？
金梁曾經從事清人傳記編纂的過程，他知道日記是一種原生的材料，非觀日記，有時根本無法瞭解當時的真相。由於有這樣的認識，使他不畏勞苦，從大量繁瑣的日記素材中，選擇其中的精華，並加去偽存真，這些歷史的片段卻復原了許多近代政治舞臺上活龍活現的人物。金梁說：「其中毀譽，一依原來，不復稍加修飾，以存其真，是是非非，錄者不負責任也。」金梁融會貫通後整理編排的四家日記之內容，以及他用這些內容勾畫的為數眾多，形形色色的晚清人物志，在近代史研究和清人傳記寫作中，成為繞不過去的借鑒。這些日記常流露出作者對所記人物的毀譽，對所發生事件之評論，如《越縵堂日記》不僅忠實記載李慈銘和樊增祥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也暴露了南北兩派清流之間互相鄙視，彼此拆台，鉤心鬥角，互不相讓的真實情景。為瞭解這些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供難得的一手珍貴史料。吾輩若能循此線索，證之以清代檔案及清人信札等原始資料，則對晚清人物及其事蹟，當可收探驪得珠之效。
一九三五年瀋陽國立博物館正式成立，張學良聘請金梁為首任館長。據鄧慶說：「金梁之所以能被聘任，這與他早在二十年前曾專摺建議籌建皇宮博物館願望有關，同時對﹃檢查清宮舊藏﹄來說，金梁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知情者之一。加之金梁曾為張作霖佐政，又是張學良將軍的語文老師，曾教張學良書法。這些都是金梁被聘任的重要原因。」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這一年金梁六十歲，面對時局，他回憶往昔，寫下他的心境：
孰料虛生六十年，生平志業兩空傳。
救亡悔不拼孤注，偷活恨難值一錢。
犬馬何心徒舊戀，龍蛇同劫敢貪天。
千秋再請從今始，不待重周願早全。
金梁本為晚清進士出身，文章、書法均稱一時。尤擅鼎書。據稱他在北京居住時，慕名求書者不絕於門，以致使几上積楮盈尺。他又是聞名的古物收藏家。一九四九年後遷居北京，在國家文物部門任顧問等職。他忠君一世，不折不撓。據傳六○年代溥儀被特赦出獄，他去看望當年在偽滿時的內務府舊臣，年已八十多歲的金梁一貧如洗，纏綿病榻，但當見到溥儀時不顧老病掙扎而起，滾下床來叩頭伏地口頌「萬歲爺」。一副忠君到死的頑固姿態，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寂寞去世。
著述甚豐。著有《四朝佚聞》、《清帝后外傳外紀》、《黑龍江通志》、《奉天通志》、《瓜圃叢刊敘錄》、《增輯辛亥殉難記》、《近世人物志》、《滿洲秘檔》等十餘種。
《清代帝后外傳》包括《清帝外紀》和《清后外傳》兩書。是金梁根據國史、《實錄》、《開國方略》、滿洲老檔、軍機處秘札、《國朝先正事略》、《清史綱要》以及有關的大臣傳記、近人筆記、日記、御製文集等書所記載，而有考證並少見於他書者的資料加以採輯，其資料可說是稀見而珍貴的。而他本人對這些所輯資料「誤者正之，漏者補之」，相對上又做了一番考證和整理。其目的在於對有清一代帝皇及后妃的事蹟作了簡明扼要的敘述，雖不無溢美之詞，卻卻言之有據，他兼顧了歷史札記的真實性和可讀性，讓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將滿清十三朝的皇帝、后妃等等歷史大事和後宮祕聞，弄清楚。而對於一些野史、傳說或電視劇，立即可以分辨真假。
《光宣小記》是金梁在一九三一年在天津養病時撮錄昔年日記而成的短文，該書記載光緒、宣統年間在京、奉兩地任職時的親歷親見、親聞親感，舉凡考場經歷、士林風尚、公私報刊、京都舊事、內廷官署、朝章國故、檔案圖籍等，無不包羅。因他以官職之利、交遊之廣、識見之博，因此所記多有鮮為人知者。書中涉及人物上起帝、后，下至優伶，王公大臣、士彥權貴中與作者有過交往或有所見聞的，每每見於筆端，如陸潤庠、林琴南、徐世昌、袁世凱、端方、張之洞等等，對於晚清廢科舉、預備立憲、兩宮駕崩、護路鬥爭等國之大事，亦都有所記載。
據周簡段在〈金息侯智護國寶〉文中提到，一九○九年九月，已卸任的英國駐印度陸軍總司令吉青納因與曾出使過印度的梁士詒有舊交，他對清廷庫藏在奉天的古瓷垂涎已久，因此託名遊覽北京，隨即向郵傳部尚書梁士詒提出想去奉天賞瓷的要求，梁士詒不敢怠慢，在獲得攝政王載灃允准後，隨即陪同前往瀋陽。當時隆裕太后為了討好外人，特諭金梁讓吉青納自挑兩件送給他。金梁不敢違旨，於是便將名貴的歷代古瓷悉數藏起來，僅將一批價值不高的小瓷器陳放在外。但狡詐的吉青納卻堅持要金梁開放其他藏瓷的庫房，以窺全豹。金梁表示沒有，吉青納卻出示圖片多幅，咬定某物定在某所。金梁仍不動聲色，吉青納無奈只得在開放的陳列中竭力搜刮。他先取了小瓶、小罇各一對，又拿了瓷盒兩隻。瓶罇皆呈雨過天青之蘋果綠色，俱係前朝精瓷。金梁阻攔不住，於是急找東三省總督錫良要說明情況。梁士詒在旁插話道：「既是上諭賞賜，也只好隨他便了。」金梁仍有不甘冷言嘲諷說：「向聞貴國實行一夫一妻制，君既自稱以瓷為妻，何乃今日多多益善耶？」吉青納無語，惟急將瓷瓶放入袋中，雙手各持小罇一隻，瓷盒無法攜帶，竟挾在腋下，然後眉開眼笑揚長而去。此事記載在金梁所著的《光宣小記》中，後來梁士詒的年譜亦有記載，但據《錫良遺稿》中宣統元年（一九○九）九月初八日的摺奏古瓷是吉青納向清廷請求贈送的，而非為巴結英將而贈予的。不久，這件醜聞傳到英國，英政府以為有失國體，在吉青納歸國後，即被褫去軍職，永不錄用。而金梁勇護國寶之事，卻留為一段佳話。
蔡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