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中國政治體制發展史上有兩件大事：一是秦王朝的廢分封，設郡縣；一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廢皇權，建共和。
周沿商制，分封王室宗親到各征服或歸附的地區進行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以宗親為主、功臣為輔的統治體系。周初，有大大小小、可以世襲的諸侯國幾十個之多。至東周時，發展至一百四五十個。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將較小的鄉邑合併為31縣。公元前221年，秦國的嬴政統一中國，自尊自大，將甲骨文時期就有的兩個字，合為一個新詞——“皇帝”。既代表最高威權，又代表最大榮光。他自稱“始皇帝”，幻想由此二世、三世，代代相傳，永遠相續。鑒於商周時期的弊端，他不再分封諸侯國，而將全國分為36郡，郡的政務長官稱為“守”，軍事長官稱為“尉”，郡以下設縣，縣的長官稱為“令”或“長”。凡郡、縣長官均由皇帝或朝廷直接任免，隨宜遷調，不再世襲，也不受貴族勢力的干預或影響。自此，諸侯紛爭的局面基本結束，各種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與皇權專制政體形成。
“百代皆行秦政法”，自秦以後，皇權專制體制雖然受到歷代思想家的批判，各種“無君”、“非君”思潮起伏綿延，不絕如縷。激烈的思想家們指斥“君立而虐興”，甚至視君權為“天下之大害”。直到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才提出了反對皇權專制政體，建立新型民主國家的號召。1906年秋冬之間，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其中的《軍政府宣言》提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等四大任務。中稱：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訂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這短短的幾行文字，確立了革命性質，國民平等、政府組成、國家領導人及討論國家大事的議員由選舉產生，“憲法”必須“人人共守”等基本民主原則，這就徹底否定了個人獨斷的皇權專制政體，是具有破天荒意義的創舉。它的制訂和公佈，標誌著民主共和理想的確立和新一代共和知識分子的誕生。到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起義，繼之以各省響應，風雷滾動。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被推為臨時大總統，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終於出現在世界東方。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召見群臣，率領小皇帝溥儀宣佈退位。至此，歷經12帝，295年的清朝統治結束，中國延續二千餘年的皇權專制政體被劃上了休止符。這是中國政體史上又一次偉大的變革。由於這一切都發生在舊曆辛亥，因此，這一革命遂被稱為“辛亥革命”。從創立興中會至此，時間不過流逝了17年，真可謂彈指一揮間。中國歷史還會有綿遠的未來，但它的民主大航向卻自此鎖定，任何人都無法動搖、改變。
我研究辛亥革命始於1958年，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三年級讀書。正值“大躍進”和“教育革命”高潮，學生不怎麼上課，自己編書、寫書。我曾兩次參加《中國文學史》（紅皮本和黃皮本）的編寫，執筆部分都有南社歷史的內容。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成立的革命文學團體，研究南社可以看成是我研究辛亥革命的開始。兩次編寫《中國文學史》期間，我參加編注《近代詩選》。為了選詩、注詩，我大量閱讀過辛亥革命前後許多人的別集和那一時期期刊和報紙。1960年畢業離校，開始以業餘時間寫作《南社》一書。1973年，我應邀到近代史研究所協作編輯《南社資料》，做義工幾近4年。1978年4月，我被調入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執筆撰寫《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等相關章節，後又參加統改全書，重寫武昌起義等章。這是我對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時期。1981年，有關辛亥革命的上下兩卷合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先後出版。我於轉入撰寫第六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之餘，還應邀為蔡美彪先生主持的《中國通史》寫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兩部分初稿，後來併入《清代通史》出版。
《中華民國的建立》出版後，我先後訪問日本、美國、韓國、英國及我國的香港、台北等地，所至之處，都繼續收集辛亥革命的相關史料，思考相關問題。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了迎接這一紀念，並總結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我從2010年開始寫作本書。2011年由湖南岳麓書社、香港三聯書店分別出版，經多位專家評議，榮獲《新京報》當年唯一的一本歷史類好書獎，其致敬詞云：
今年，關於辛亥革命的寫作紛紜雜陳，即便如此，楊天石先生撰寫的《帝制的終結》依舊憑靠扎實的寫作，填補空白的史料搜集，還有諸多耳目一新的觀點。
《帝制的終結》對辛亥革命的背景和歷史進程進行了全景式的展開，寫作簡明而不失其要，採擇眾說又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顯示出深厚的學術積累和敘述功力，是大家寫“小書”的成功嘗試。
說老實話，我雖然畢業於名校，但史學並非本行，得到如此褒獎，常感汗顏。這本書，非朝夕之功，而是我五十餘年持續鑽研的結果，《致敬詞》稱：“在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中，很多未被學界利用的新資料，經他之手，重躍紙上”，又稱：本書有些觀點具有啟發和警醒作用，例如關於“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有形”與“無形”的“專制主義”，等等，我都感到，這些並非泛泛褒詞，而是知書之言，於我心有戚戚焉。
本書繁體版，2011年曾以書名《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插圖本）》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初版中有少數錯字。此次書店再版此書，並將本書作為個人“近代史研究六種”中一種，使我得到了一次糾謬的機會，謹表謝意。
謹以本書，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楊天石
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