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文化研究

推薦序 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活力的新興學科 方孝謙

第一章 文化研究是什麼？
文化是什麼？
「文化」與「文明」的區別
為什麼要研究「文化」？
文化研究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文化研究的學科特徵
文化研究方法有哪些？

第二章 文化研究的主要議題
「他者」如何被再現？
「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意識形態如何支配大眾
霸權與媒體研究
消費主義的興起
從OO主義到「後」OO主義

第三章 西方文化理論（一）啟蒙的創見
活水源頭──馬克思主義
佛洛伊德的「文明與其不滿」
文化研究的先驅──法蘭克福學派
阿多諾的文化工業論
紀德堡與國際情境主義
文化的現在進行式──霍加爾和威廉斯
恩茲伯格的媒體文化觀
紐約菁英文化的反省

第四章 西方文化理論（二）當代重要文化理論
符號構成世界：結構主義
結構的「解構」：後結構主義
精神分析與語言學的親密關係
改變的力量：新左派運動
女人，妳不再是弱者！
世紀末的雜耍：後現代主義
歷史的再思考：新歷史主義
「他者」出頭天：後殖民主義

第五章 東方主義的興起
薩伊德之東方主義
史碧娃克的反詰
侯米巴巴的混種說

第六章 地域性文化研究
黑色的憂鬱：非洲文化研究
被併吞的國度：加拿大文化研究
明日之星：東亞的日本、中國、台灣
英語霸權：「你Google了沒？」

第七章 文化研究往何處去？
酷兒理論：造反有理！
後現代馬克思：詹明信的文化邏輯
全球化：銳不可擋的衝擊
文化和科技：《駭客任務》的預言
文化研究的順境與窘境

索引

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活力的新興學科
文◎方孝謙（政治大學新聞系專任教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回顧文化研究兩大典範
英國文化研究的巨匠霍爾，在一九八○年於《媒體、文化與社會》期刊中發表〈文化研究：兩大典範〉論文，文中回顧了影響文化研究的兩個學術典範。他認為英國本土的「新左派」—從霍加爾、威廉斯、到湯普森，提供了文化研究的奠基典範。以威廉斯的理念來說，他把文化視為人類實踐—包括想法與做法—的總和；而研究文化就是要理出實踐總和中各種典型的人群互動關係，以闡明人如何具體地生活在這些關係之中，形成他或她的「感覺結構」。
奠基典範之外，法國的結構主義則是推進文化研究從事具體調查的另一典範。從李維史陀到阿圖塞，結構主義者把文化看成由人類的心靈範疇與架構所投射出來的社會狀況，所以研究的重點就放在解析心靈範疇如何運作。而為了達成這項工作，他們先了解人類的語言如何運作，因為他們認為語言與心靈的運作有一種相似的關係存在。
在說明了兩種文化研究已經使用的典範之後，霍爾檢討了它們各自的優缺點，並指出文化研究未來的新發展，是在法國哲學家傅柯所帶領的「主體」與「論述」研究，及重回文化的馬克思式政治經濟學研究等方面。

◆盡覽文化研究重要議題
在霍爾寫作後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們重看此文，愈能從中體會《圖解文化研究》的優點。本書在圖文並茂的基礎上，當然帶給了社會大眾想要了解這一學門的基本知識；尤其有些圖表的整理，我認為就是對教授文化研究的老師，也會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並且，對照霍爾的前文，我們更會發現本書大幅擴張了霍爾的行文重點：霍爾論「新左派」與結構主義兩種典範，非常注意兩派對文化的定義與他們如何研究文化。對這兩個問題的重視，也充分反映在本書的各篇當中。舉凡文化定義的演變、文化與文明的差別這些定義性的問題，不但早早出現在第一篇，同一篇中也涵蓋了如何研究的部分課題，如文化研究之前各學門對文化現象的研究、為什麼要研究文化、西方的文化研究重鎮、文化研究的方法等等。
如何研究文化的問題，除了上述誰（哪一機構）用什麼方法去研究的層面以外，更重要的還包括現今哪些文化現象值得研究，它們具有什麼理論上的意義與價值這些重要問題，而回答它們就構成本書二到六篇的主要內容。
二到六篇當中，不但提到了霍爾文中所討論的「新左派」—從霍加爾到威廉斯，及屬於結構主義一派的李維史陀與阿圖塞，更重要的是補充了一般英國文化研究者幾乎是嗤之以鼻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該派很重視的「意識型態支配大眾」、「消費社會」等研究議題。簡單地說，二次戰前的法蘭克福學派，固然是偏執於資本主義的既成制度方面，而認為這一制度不斷刺激大眾不必要的消費慾望，使得他們無法辨清盲目消費的社會並不可取；也就是說該派小覷了消費大眾的反抗力量。這一立場後來遭到文化研究者的批判與輕視。但是隨著法蘭克福學派核心成員阿多諾與班雅明的德文著作，大量迻譯為英文，我們知道文化研究者的輕視恐怕是出自無知者居多。可以說，如果沒有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一九四○年代就質疑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戰後歐美學術界的後現代主義，也就是反啟蒙主義，難以想像會有今日的昌盛。
另外本書第五篇對「東方主義」的討論，也同樣補充了霍爾所謂文化研究的新發展之一，是延續傅柯的「主體」與「論述」研究。《東方主義》是一手撐起「後殖民主義」研究的大將—薩伊德的成名作。在書中薩伊德就是根據傅柯的理論，構思「策略性位置」與「策略性形構」的概念，以分析「個別作者和三大（殖民）帝國—英、法、美—之政治企圖的動態交換所產生的著作」，也就是研究上述著作中別具影響力的「文本權威」。所謂「策略性位置」，是文本中的作者面對他或她的東方資料所採取的立場；而「策略性形構」，則指這類歷史文本間的關係，也就是「文本類型之間獲得其重量、密度、及指涉力量（的過程）。」在他的分析中，薩伊德把文本中的白紙黑字視為「再現」，也就是「經過對『東方的』任何真實面加以刪除、置換、彌縫補缺後呈現給讀者」的東西。透過他的兩個概念，薩伊德讓我們明瞭西方殖民者對其殖民地所泡製出來的「知識」，正是扭曲真實而令被殖民者自我矮化的所謂「東方主義」。另外，第五篇對後殖民主義研究的另外兩位名家，史碧娃克與巴巴，也做了初步的介紹。
本書的最後一篇，也如同霍爾的文章一樣，檢討了文化研究發展至今的優缺點，甚至也指出文化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在同志理論、後現代主義、全球化與科技等方面。至此，本書可以說擷取了霍爾名作的精髓並加以發揚光大，同時適度補充了時過多年，霍爾之後文化研究各方面甚至各地域（第六篇）的發展現狀。

◆重返馬克思➊：生產方式影響倫理關係
不過我們注意到，霍爾當年提出文化研究的另一新發展，是重回文化的馬克思式政治經濟學研究。他在文中並沒有以具體事例說明這一研究為何，經過了二十多年，本書限於篇幅也沒有對文化的政治經濟學提出進一步說明。在本文的剩下篇幅中，就讓我們以「弱者的武器」及「文化的空間分析」兩個事例，填補文化研究發展中的空隙，並說明如何運用馬克思的上下層社會結構理論。
《弱者的武器》是政治學者史考脫一九八五年的名著。他指出第三世界居大多數的鄉民，不常以叛亂或革命來反抗地主資本家的壓迫，反而是在日常偽裝下施展抗拒的行為。在本書中史考脫採用馬克思之生產模式的生產力（下層結構）及生產關係（上層結構）模式，來組織他在馬來西亞的村莊—西達卡（化名）—田野調查的資料，但是強調上下二層結構都必須透過當事人的意識與理解才能運作。資本主義與西達卡發生關係，是透過馬國政府為增產而在當地投資的兩項建設：耕種的機械化與擴大灌溉區使得該地稻米可以一年兩熟。這種生產力的改善帶來貧富農戶關係的轉變：從租佃權、租金、打工給付、禮物饋贈等行為都可看出。而階級關係的矛盾都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文化產品」中，亦即人前人後的私語、謠言、笑話、成語及民謠等等。
史考脫從上述文化產品中讀出了西達卡鄉民在生產模式未改變前的兩大道德理念：所有鄉民在神明面前都是平等的；富人有義務幫助窮人。隨著國家建設的介入，鄉民的所得差距逐步擴大，但是鄉民的道德理念卻尚未改變。所以不管富農或貧農，都只能以他們現有的、舊的文化資源來論述所得兩極化的現象。儘管貧農的絕對所得在增產之後有長足的改善，然而，他們擅長誇張自己的貧窮程度而歸咎於田租上漲或耕地減少；最終他們歸咎於富人為富不仁，擅改了租佃的規定。
另一方面，富農既然還沒有資本主義的經濟人語彙，他們同樣訴諸傳統文化來維護權益。他們強調窮鄰居物質生活的實質改善，並掩飾自己新得的財富以證明他們還是遵守神前平等的古訓。所以新生產模式中的貧富階級，各取傳統道德中有利於正當化己身的部分，以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謂「弱者的武器」當然是指著西達卡的貧農如何以與富農共享的道德理念，注入於日常生活的私語、謠言、笑話、成語及民謠之中，以達到宣洩不滿的作用。史考脫預測隨著機械化、商品化的資本主義腳步加緊踐踏西達卡，弱者的武器只會愈顯無力，因為過去共享的道德理念只會加速消逝，而被一套適合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倫理，如個人主義所取代。本書的最大優點，是把貧農富農兩個階級在文化上的活動—說笑話、唱民謠—牢牢維繫在變動的物質生活環境（耕種的機械化與灌溉區的擴大）之中，因此體現了文化的政治（指兩個階級的權力關係）經濟學分析。唯一的缺點則在輕忽回教眾生平等及窮富相助教義的耐久性；試觀今日回教基本教義派對抗美國所形成的恐怖主義，就可知道傳統文化有其自主性，不是全然隨著物質生活環境的變化而跟著轉移。
◆重返馬克思➋：現代主義＋時空壓縮＝後現代主義
最後以「文化的空間分析」為例，是取材二○○六年六月到過台北演講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的研究。哈維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後現代性的條件》主張，在一九七二年國際能源危機前後，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中的現代主義文化逐漸蛻變為後現代主義文化。但其實這個文化蛻變，最終原因出在資本主義的下層結構也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從「一條龍」生產線的「福特主義」逐漸向委外經營、產品代工的「彈性積累」模式過渡。而下層結構的轉變則是透過「時空壓縮」的過程影響到文化的遷移。
詳細地說，生產線似的大量生產會週期性的發生過度生產、利潤降低、資金與勞力閒置（合稱為「過度積累」）的困境。戰後主張「福特主義」的人面對這個困境，除了訴諸凱因斯理論的貨幣貶值與宏觀調控之外，只能操縱時間（如增加勞工，緊縮從生產到上市的時間）與空間（如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而擴張貿易市場）來化解。
正是「福特主義」操縱時間與空間以解決「過度積累」的手段，急遽貫注了一般大眾「時空壓縮」的經驗。因為大幅度地將設備、幹部外移到譬如說中國大陸（這也正是「彈性積累」模式的一大特徵），再要求政府小三通、大三通，又加上電子、平面媒體的報導，我們會感覺到空間的隔閡已被資金的流動和空運的便捷所克服：現在真的是「天涯若比鄰」了。
隨著「福特主義」大量採用委外經營、產品代工方式而向「彈性積累」生產方式邁進，人們的「時空壓縮」經驗愈發豐富，也就愈會在文化上層表現新的時空經驗。以後現代的建築為例，建築師可以把歷史上的金字塔、雕樑畫棟、梵塔造型同時並用；也可以把地理上的斜屋頂、和室、長板凳共融家中。這種但求華飾、「好玩」的風格，與現代主義的建築強調「外型極簡、功能至上」迥然不同。但是哈維主張，所謂後現代文化只是現代文化的延伸，而延伸的動力來自「時空壓縮」的經驗；最終不管是文化還是時空經驗，都只是反映「福特主義」為了解決「過度積累」而向「彈性積累」模式的延伸。後現代主義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