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介紹了口罩的發明、改良,從醫用領域走向大衆的過程,探討口罩的文化標籤,疫情下一些國家人們“拒戴口罩”的原因。本書縱觀數千年世界文明進程,通過小口罩,講述大歷史。以小見大,解答當下大眾最關心的問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凱
香港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研究、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專著1部,譯著1部。在新華網、 求是網、上觀新聞、《半月談》《解放日報》等媒體發表文章多篇。
高福進,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研究、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著有《西方文化史論》《地球與人類文化編年:文明通史》《角鬥士:一段殘酷歷史的記憶》《歐洲文化史》等20餘部作品,在《新華文摘》《光明日報》《世界歷史》等發表各類論文百餘篇。
周凱
香港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研究、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20篇,出版專著1部,譯著1部。在新華網、 求是網、上觀新聞、《半月談》《解放日報》等媒體發表文章多篇。
高福進,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研究、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著有《西方文化史論》《地球與人類文化編年:文明通史》《角鬥士:一段殘酷歷史的記憶》《歐洲文化史》等20餘部作品,在《新華文摘》《光明日報》《世界歷史》等發表各類論文百餘篇。
目錄
導言 口罩的文化密碼
第一章 口罩的中國歷史
第二章 口罩的世界歷史
第三章 現代口罩的誕生演變
第四章 口罩與霧霾
第五章 口罩與“新冠”戰役
第六章 口罩與政治
第七章 口罩與文藝
第八章 口罩裏的東西方之爭
結語 口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口罩的中國歷史
第二章 口罩的世界歷史
第三章 現代口罩的誕生演變
第四章 口罩與霧霾
第五章 口罩與“新冠”戰役
第六章 口罩與政治
第七章 口罩與文藝
第八章 口罩裏的東西方之爭
結語 口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參考文獻
序
前言
在人類文明的漫漫歷史長河中,漂浮着一朵晶瑩剔透的人造花,它在數千年人類文明發展中不斷演進,尤其在某些領域和事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拯救過無數人的生命,保護人類免受兇殘病菌的侵擾與吞噬。
它,就是我們熟悉的口罩。
今天的中國人對口罩不會陌生。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佩戴口罩是我們每個人抵禦病毒的簡單而有效的防護措施。然而,口罩不僅是一種醫療衞生防護用具,其背後更有深厚的人類歷史文化積澱,當之無愧是一種人類社會的文化產品。那麼,口罩又具有哪些文化內蘊呢?
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社會成果的總和,亦即包含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口罩展現了人類在諸多方面的智慧與創意,它既是一種物質文化,也是後來公共衞生理念和民族區域文化的符號載體。毋庸置疑,人類文明的進化史與人類社會的疾病史相伴而行。人類的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也是與各種疾病不斷鬥爭的歷史。縱觀全球,各大主流文明及民族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過重大瘟疫的襲擊。在很多地方,所經歷過的一些重大瘟疫對當地民族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左右了該區域歷史發展的走向。瘟疫雖然令人聞風喪膽、談虎色變,但不同文明中的人們在對抗瘟疫過程中也有不約而同的發明——“類口罩物”。
若是從公共衞生和防疫視角來看,“類口罩物”是古代中國人、古羅馬人、古代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紀歐洲許多民族殊途同歸的發明和創造。當然,面巾、面罩等“類口罩物”無法與現代人所使用的口罩相提並論,但其主要功能已經體現在抵擋不潔之氣的傳播之上,可謂形不似神似。不過,論及真正意義上的口罩的發明,若與公共衞生危機事件直接關聯,那麼,歐洲人應該是走到前面了。中世紀“黑死病”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也促成了“鳥嘴面具”——一種真正意義上醫用“類口罩物”的誕生,其直接的作用就是防疫抗疫。之後尤其是近代以來“類口罩物”的不斷改進和完善就是為了防病防毒(氣)。
19世紀後,近代醫學、科學飛速進步,使得口罩的發明有了明確的科學理論依據,人類進而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口罩。在口罩的發明與普及上,中國人也是重要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在20世紀初期,我國的伍連德醫生在應對哈爾濱鼠疫的危急時刻,改進和完善了一種獨特的“伍氏口罩”,對世界醫學和公共衞生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除了具有醫療衞生和防疫這些作用外,“類口罩物”和現代口罩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化交流互鑒的一種象徵符號和物質載體。從人類文明演進史來看,“類口罩物”的發明和出現,往往與宗教信仰或者思想派別有着直接的關聯。古波斯人的類口罩物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先秦時期的“面巾”也與此有關,並且直接影響了日本忍者的“面罩”。此外,若從俠、盜等“亞文化”的視角來衡量,“類口罩物”則是中國人、日本人、近代歐洲人的發明,它由此衍生、拓展了現代的藝術產品,從時尚設計到繪畫創作,從文學創作到影視作品,口罩作為一種重要元素,蹤跡隨處可見,對一代又一代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從社會風俗的角度來看,口罩也融入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亞洲地區民眾對戴口罩的接受度較高。一方面,亞洲各國近年來遭遇了空氣污染的現實問題,戴口罩是普通民眾抵禦霧霾的一種無奈之舉。其實,類似舉動也曾在英國倫敦和美國洛杉磯的霧霾治理過程中出現過。另一方面,口罩文化也逐漸變成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流行文化。最為顯著的是當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輕人戴口罩的生活習慣,這種生活習慣也部分程度地影響了東亞。深究一下,日本人的這種“生活習慣”其實與其民族精神——所謂“忍者”精神和謹言慎行的傳統有淵源關係。此外,一些人佩戴口罩的理由正逐漸從個人衞生防護向尋求心理安撫轉變,就像是在網絡空間實現了匿名交流一樣,戴上口罩能避免社交中的尷尬和心理壓力。
2020年的全球“戰疫”中,口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搶手貨。從亞洲到歐洲,從美洲到非洲,再到大洋洲,口罩彷彿主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戰疫大聯盟。上半場,世界各國儲備的口罩通過各種渠道從全球各地輸入中國,有力地支援了中國民眾抗擊新冠疫情;下半場,中國人把自己生產的口罩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輸送到迫切需要援助的國家和地區,用行動詮釋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與意義。如果說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那麼口罩就是團結世界民眾、構建抗疫統一戰線的信物,一片片口罩彷彿在不斷吟唱“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的詩句。
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作為防疫裝備的口罩被一些政客刻意地政治化和標籤化,無奈被捲入了政黨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各種紛爭。本來屬於公共衞生科學領域的議題,演變成了政治鬥爭、政治表演、政治站隊的焦點問題。更令人憤憤難平的是,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刻意拒戴口罩,以此打造自己政治強人的形象,心心念念的是即將到來的大選以及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而置數十萬人的生命於不顧。可憐的是,這些國家中相當數量的民眾被政客蒙蔽,人們對佩戴口罩的建議依舊不為所動,儘管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續攀升,但許多人依然歌舞升平、滿不在乎。
從東西方文化差異來看,戴不戴口罩形成了非常有趣的鮮明對比。中國、韓國、日本乃至東南亞的民眾都嚴格遵守政府關於公眾場所佩戴口罩的規定;然而,在歐美各國,口罩強制令遇到了空前的抵制和抗議,許多人認定這是對其自由的限制和對權利的侵犯,各種由佩戴口罩而引發的街頭抗爭此起彼伏。在2020年發生如此重大疫情的殘酷現實背景之下,戴不戴口罩成為檢驗民族、國家、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等諸多方面的“試劑”和“試金石”。
如同任何一種“物”的發明和創新一樣,口罩的發明既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緩慢而深厚的積澱,更是數千年來人類文明加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如今,口罩已成為一種象徵。它幾乎是鑒別國家、民族乃至區域文化的“臉譜”,既可以成為某些國家不可或缺的防疫抗疫的醫護用品,也可以成為某些國家或文化圈少數人看待其他民族的“有色眼鏡”,亦成為一些國家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別有他用”的象徵之物。
時至今日,新冠疫情依然在某些大洲某些國家“肆意妄為”,這些國家的民眾深受其害,而有些政客卻為了一己之利不顧生命至上的底線。眾人的心境亦如同被口罩遮住面部後僅僅露出的眼神那樣,時而迷離時而迷茫且沉重……
在人類文明的漫漫歷史長河中,漂浮着一朵晶瑩剔透的人造花,它在數千年人類文明發展中不斷演進,尤其在某些領域和事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拯救過無數人的生命,保護人類免受兇殘病菌的侵擾與吞噬。
它,就是我們熟悉的口罩。
今天的中國人對口罩不會陌生。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佩戴口罩是我們每個人抵禦病毒的簡單而有效的防護措施。然而,口罩不僅是一種醫療衞生防護用具,其背後更有深厚的人類歷史文化積澱,當之無愧是一種人類社會的文化產品。那麼,口罩又具有哪些文化內蘊呢?
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社會成果的總和,亦即包含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口罩展現了人類在諸多方面的智慧與創意,它既是一種物質文化,也是後來公共衞生理念和民族區域文化的符號載體。毋庸置疑,人類文明的進化史與人類社會的疾病史相伴而行。人類的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也是與各種疾病不斷鬥爭的歷史。縱觀全球,各大主流文明及民族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過重大瘟疫的襲擊。在很多地方,所經歷過的一些重大瘟疫對當地民族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左右了該區域歷史發展的走向。瘟疫雖然令人聞風喪膽、談虎色變,但不同文明中的人們在對抗瘟疫過程中也有不約而同的發明——“類口罩物”。
若是從公共衞生和防疫視角來看,“類口罩物”是古代中國人、古羅馬人、古代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紀歐洲許多民族殊途同歸的發明和創造。當然,面巾、面罩等“類口罩物”無法與現代人所使用的口罩相提並論,但其主要功能已經體現在抵擋不潔之氣的傳播之上,可謂形不似神似。不過,論及真正意義上的口罩的發明,若與公共衞生危機事件直接關聯,那麼,歐洲人應該是走到前面了。中世紀“黑死病”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也促成了“鳥嘴面具”——一種真正意義上醫用“類口罩物”的誕生,其直接的作用就是防疫抗疫。之後尤其是近代以來“類口罩物”的不斷改進和完善就是為了防病防毒(氣)。
19世紀後,近代醫學、科學飛速進步,使得口罩的發明有了明確的科學理論依據,人類進而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口罩。在口罩的發明與普及上,中國人也是重要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在20世紀初期,我國的伍連德醫生在應對哈爾濱鼠疫的危急時刻,改進和完善了一種獨特的“伍氏口罩”,對世界醫學和公共衞生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除了具有醫療衞生和防疫這些作用外,“類口罩物”和現代口罩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文化交流互鑒的一種象徵符號和物質載體。從人類文明演進史來看,“類口罩物”的發明和出現,往往與宗教信仰或者思想派別有着直接的關聯。古波斯人的類口罩物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先秦時期的“面巾”也與此有關,並且直接影響了日本忍者的“面罩”。此外,若從俠、盜等“亞文化”的視角來衡量,“類口罩物”則是中國人、日本人、近代歐洲人的發明,它由此衍生、拓展了現代的藝術產品,從時尚設計到繪畫創作,從文學創作到影視作品,口罩作為一種重要元素,蹤跡隨處可見,對一代又一代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從社會風俗的角度來看,口罩也融入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亞洲地區民眾對戴口罩的接受度較高。一方面,亞洲各國近年來遭遇了空氣污染的現實問題,戴口罩是普通民眾抵禦霧霾的一種無奈之舉。其實,類似舉動也曾在英國倫敦和美國洛杉磯的霧霾治理過程中出現過。另一方面,口罩文化也逐漸變成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流行文化。最為顯著的是當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輕人戴口罩的生活習慣,這種生活習慣也部分程度地影響了東亞。深究一下,日本人的這種“生活習慣”其實與其民族精神——所謂“忍者”精神和謹言慎行的傳統有淵源關係。此外,一些人佩戴口罩的理由正逐漸從個人衞生防護向尋求心理安撫轉變,就像是在網絡空間實現了匿名交流一樣,戴上口罩能避免社交中的尷尬和心理壓力。
2020年的全球“戰疫”中,口罩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搶手貨。從亞洲到歐洲,從美洲到非洲,再到大洋洲,口罩彷彿主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戰疫大聯盟。上半場,世界各國儲備的口罩通過各種渠道從全球各地輸入中國,有力地支援了中國民眾抗擊新冠疫情;下半場,中國人把自己生產的口罩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輸送到迫切需要援助的國家和地區,用行動詮釋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與意義。如果說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那麼口罩就是團結世界民眾、構建抗疫統一戰線的信物,一片片口罩彷彿在不斷吟唱“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的詩句。
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作為防疫裝備的口罩被一些政客刻意地政治化和標籤化,無奈被捲入了政黨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各種紛爭。本來屬於公共衞生科學領域的議題,演變成了政治鬥爭、政治表演、政治站隊的焦點問題。更令人憤憤難平的是,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刻意拒戴口罩,以此打造自己政治強人的形象,心心念念的是即將到來的大選以及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而置數十萬人的生命於不顧。可憐的是,這些國家中相當數量的民眾被政客蒙蔽,人們對佩戴口罩的建議依舊不為所動,儘管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續攀升,但許多人依然歌舞升平、滿不在乎。
從東西方文化差異來看,戴不戴口罩形成了非常有趣的鮮明對比。中國、韓國、日本乃至東南亞的民眾都嚴格遵守政府關於公眾場所佩戴口罩的規定;然而,在歐美各國,口罩強制令遇到了空前的抵制和抗議,許多人認定這是對其自由的限制和對權利的侵犯,各種由佩戴口罩而引發的街頭抗爭此起彼伏。在2020年發生如此重大疫情的殘酷現實背景之下,戴不戴口罩成為檢驗民族、國家、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等諸多方面的“試劑”和“試金石”。
如同任何一種“物”的發明和創新一樣,口罩的發明既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緩慢而深厚的積澱,更是數千年來人類文明加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如今,口罩已成為一種象徵。它幾乎是鑒別國家、民族乃至區域文化的“臉譜”,既可以成為某些國家不可或缺的防疫抗疫的醫護用品,也可以成為某些國家或文化圈少數人看待其他民族的“有色眼鏡”,亦成為一些國家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別有他用”的象徵之物。
時至今日,新冠疫情依然在某些大洲某些國家“肆意妄為”,這些國家的民眾深受其害,而有些政客卻為了一己之利不顧生命至上的底線。眾人的心境亦如同被口罩遮住面部後僅僅露出的眼神那樣,時而迷離時而迷茫且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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