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一系列訪談緣起於「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研究計劃。此計劃從二○○二年開始，是當時剛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項目。及後我們先後放下中心的實際職務，但計劃並沒有因此結束，我們繼續進行訪談、整理記錄，至今已逾十五年。
以口述史的方式紀錄前輩對香港文學發展的種種回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歷史事實，更在於呈現歷史參與者的個人理解及感受，重新喚起被遺忘的人物及細節，從而開啟不同面向的研究角度、引發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們立意借鑑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期望在採集史料的同時，也獲得某種研究成果。可是正統的口述歷史研究，需要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都以特定部門和專業團隊進行工作，我們的能力自然無法比擬。不過，儘管力量微薄，但因著其他史料整理工作的經驗，以及對受訪前輩的尊敬，我們從未敢對訪問工作掉以輕心。
許多香港作家長期以來發表作品眾多，但結集出版成書的甚少，甚至未曾結集出版，因此也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品的內涵被忽略，而文學寄生於報刊所揭示的作家與文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被遺忘─這些在一般論述所錯失的人與事，正是我們所要尋訪的。
訪談之前的準備工作，大多從翻檢昔日報刊開始，我們盡量搜集和了解與受訪者相關的材料，然後擬定訪談大綱。部份受訪者並不以「寫作」作為文學實踐，而以編輯、文化機構負責人、政策執行者等身份在文化界發揮影響力，為訪談而準備的材料搜集範圍更廣，搜集起來也更不容易，但我們也希望通過訪談，呈現他們在香港文學發展歷程中較隱性而卻極重要的位置。至於訪談名單的擬定，受訪者的重要性固然是前提，但絕非唯一的考慮，實際訪談名單的敲定還牽涉時機、地域、人脈等因素。因此，並未在本系列出現的前輩，絕不代表地位「次要」，他們與部份截至出版而訪談記錄仍未能達成授權共識的受訪者，我們都期待將來續有訪問和跟進出版的機會。
認真而嚴肅的口述歷史訪談，往往都不能限於一、兩次會面，礙於種種條件限制，我們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都進行多次漫長訪問，但都盡可能因應不同情況作面談或書面的追問、續訪。訪談整理成文字稿，從初稿到定稿的審訂過程中，受訪者或直接以文字補充，或提供口頭、文獻資料作參考佐證，充實訪談內容，凡受訪者所補充的按語，均以（）標示。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相關人士查詢，翻查報刊、書信、文件、檔案等文獻資料，所得資料以附注形式作補充或以﹝﹞標示。報刊或機構簡稱首次出現也以﹝﹞交代全名，以後從略，每篇均獨立處理。訪談定稿得到受訪者授權始公開發表，出版前更添上人物小傳，增加「本冊相關報刊資料」及「人名索引」等附錄，輔助闡釋之外，更期望可藉此呈現較廣闊的歷史圖景。出版因篇幅所限，受訪者一些與文學、文化工作不直接相關的經歷不得不省略，內容過於重複之處也有所刪節，但為求盡量保留訪談原貌，文稿一般不會按訪談內容重組。一切改動，均在已得到授權的定稿上編輯。
無疑，口述歷史作為研究方法，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備受質疑。口述歷史的可靠性，無可否認也不能避免因受訪者的年紀、身體狀況、記憶力、情緒、個人主觀等等因素影響，也受訪問者與受訪者關係、說話時機是否適合等客觀條件左右。訪談準備再充分、資料查證再嚴謹，似乎都無法彌補口述歷史的某些先天缺陷。然而，受訪者如何理解、選擇、詮釋、以至「改編」歷史記憶，其實正好呈現了歷史事件中「個人」的角度，填補了客觀資料之不足。口述歷史的主觀性最受詰難，但這也正是口述歷史最精彩可貴之處。何況每一種研究方法、每一種材料都有本身的限制，能否發揮口述歷史的長處，關鍵還是在於讀者、研究者的閱讀角度與研究態度。
訪談計劃開展以來得到不少前輩及同道支持，首先感謝多位受訪者付出心力、時間和信任，其中好幾位在接受訪談後離世，未能讓他們及見訪談出版，我們至為歉疚。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問之外，還授權讓所負責之刊物全文上網，並捐贈大批珍貴書刊以及富歷史價值之手稿、信件、相片等文獻資料，讓後學得以從這些第一手資料認識歷史，所有捐贈均已移送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訪談工作得以開展，不同機關和朋友都在行政上、經濟上提供了支援，謹此鳴謝（名單詳見書末）。
唐德剛教授曾經指出，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十多年來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和只有英語的《顧維鈞回憶錄》，其餘多位民國要人的口述歷史雖「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可見口述歷史工作之困難（參唐德剛〈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我們的研究規模與實力自不可與「哥大」同日而語，但勉力為之，也悉力以赴，訪談未及盡善之處，敬請各方指正。文學的歷史本身已比一般歷史更富詮釋空間，口述歷史突出的主觀性也許更添爭議，然而眾「說」紛紜，互相比對參照下所呈現的複雜性，亦也許更貼近文學歷史的本質。追尋歷史的結果，每每都指向當下眼前，這一系列的訪談，期望在來未的歷史裡更見意義。
盧瑋鑾、熊志琴
二○一四年五月初稿
二○一七年一月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