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寫在華夏邊緣
胡曉真博士新著《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以晚期中華帝國為範疇,介紹西南地區的漢語文學書寫。所謂西南,泛指滇、黔、湘、桂交會處,並旁及川、藏一帶。這一地區山川地勢多變,民族文化複雜,相對於中原,一向被視為蠻夷之鄉。漢代《史記》首見對西南夷的記述,清代則以「改土歸流」政策將西南納入行政體系。千百年來,西南是被討伐、懷柔、教化的對象,也是被探勘、記錄、想像的目標。尤其明清兩代,來往西南的官吏過客商旅頻繁,留下大量文字紀錄,成為研究中央與邊陲關係的重要資料。
以往的西南研究多半著重在歷史輿地或邊政采風等方面,對於文學中的西南描述鮮少做出觀察,更不論作品中所透露的想像境界和情懷。《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應是近年首開先例之作。胡曉真開宗明義,指出「西南」作為方法,意義不僅在於史地實證研究,更攸關一種喻意系統和感覺結構的呈現。文學未必總能提出信而有徵的議論,但卻更能捕捉一代又一代書寫者面對西南複雜的經驗和反應。更何況胡曉真所定義的文學,並不局限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狹義解釋。她認為文學不僅是詩歌、小說、戲曲、筆記;文學也涵蓋文字書帛所構成的龐大銘記書寫脈絡。從這樣的角度觀之,史傳、志書、奏議等文章之學,也一樣透露層層興觀群怨的軌跡。同理,胡曉真將她的研究重點置於敘事,著眼的不僅是稗官野史,也更是種種文類所構成的意義脈絡。甚或是以西南為坐標,審時觀世、銘刻人我關係的文化邏輯。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共分為三編,充分顯示以上胡曉真對於「西南」、「文學」、「敘事」的觀點。第一編〈情感與世界〉描述明清文人面向西南所展現的幽微心事以及世界觀。胡以清初文人陸次雲《峒溪纖志》和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為例,探討這些中原文人涉足苗疆後情感經驗的解放或重組。不論跳月狂歡或嫁娶婚儀,苗寨風情讓這些文人或興世外桃源的嚮往,或有禮失求諸野的感嘆。但在搜奇志異的描述之下,陸、陳也企圖做出認識論層次的辯證。兩人作品一以「志」、一以「記」為名,暗示史傳敘事的向度。在中華帝國晚期疆域與視野不斷擴大的時刻,他們筆下的西南一方面從異鄉延伸出異域、異族、與異國的想像,一方面也成為個人心靈圖像虛實交織的倒影。兩者都透露了文學早期現代性的線索。
第二編〈戰爭與統治〉聚焦明清官員的戍守西南的紀實,包括明代田汝成《炎徼紀聞》和清初田雯《黔書》等。在這裡,征戰與羈縻,鎮壓與收編成為敘事主軸,明清之際帝國中樞與邊疆的緊張狀態,由此得見一斑。但胡曉真指出,這些戍邊官員不僅沿用了傳統史論形式注記他們的征伐、治理經驗,行有餘力,他們也觀察山川風物、俚俗民情。他們是戍邊官吏,但也是征人過客,也因此他們筆下的情與景形成微妙張力。甚至在約定俗成的政治論述裡,他們的文采陡然綻放,仿佛寫在國境邊緣,他們的思維和修辭也有了流變餘地。在此之上,胡曉真又介紹兩人的故鄉書寫。兩相對照,文本記實與地緣想像你來我往,形成奇妙互動。異鄉與故鄉何者更為「真實」,其實有待辨證。
第三編〈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偏向傳統說部逸史,思考西南敘事—不論是人物列傳或是野史傳奇—衍生的過程。這是胡曉真的本行所在,看得出來更為得心應手。她處理西南傳奇女英雄奢香形象的崛起與轉化,同時觀察這一奇女子傳說與國族寓言的消長關係。論性別與地方及帝國歷史相互對話,這是絕佳範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兩部小說,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和屠紳的《蟫史》。前者在儒家沙文主義大纛下引入怪力亂神因素;男女嚴防甚至以奇詭的性(別)幻想為前提。後者則以蟲螝作為隱喻,既貶抑蠻夷非我族類,卻又不乏自我嘲諷的意圖,所形成的「倮蟲」世界觀為中國敘事所僅見。西南位在華與夷、正統與玄怪折衝的焦點,也因此占據了發聲位置。
本書另有第七章〈征、流、寓〉,以近年所發現明代《大理古佚書鈔》三書為起點,思考「雲南無史」現象,以及邊疆文明面對中原正朔的慘烈歷史。此三冊佚書的失而復得如此傳奇,當然引起真偽之辨。但胡曉真更要強調的是,真偽與否,有關西南敘事的流失或再現本身,已經點出歷史或考古論述所隱藏的種種被改寫、禁毀、重刊、甚至偽造的動機和欲望。不論追本溯源或是節外生枝,帝國末期西南敘事的隱與顯都足以說明過去六百年來,這一地區作為政治、族群、文化衝突的書寫與權力關係。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