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法國文豪雨果1829年小說+臺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

Side A 法國文豪雨果1829年小說
-1829年第一版序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小說）
-翻譯與出版《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吳坤墉）

Side B 臺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
-前言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舞台劇）
-戲劇即將萌生時──靜下瘋狂正義的心（陳以文）

 

（Side A 雨果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翻譯與出版《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吳坤墉）

　　1829年2月3日，《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在法國出版。那年頭的習慣，出版社第一次印刷，就先同時印了第一版與第二版。在這最初的兩版，書上都不見作者的名字，但有一篇簡短的序，說這本書可能真的是某死刑犯的手稿，也可能是哪個思索者在良知驅策下的創作，要讀者隨自己喜歡去想像……

　　那年雨果27歲。妻子和他是青梅竹馬，為他生下三個漂亮的孩子。他也已經出版好些讓世人驚艷的劇本、詩集及小說，儼然就是文壇最耀眼的明日之星！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的寫作題材，勢必引起保守人士的抨擊。但是雨果在前二版時選擇匿名，卻非畏懼物議，而更像是一個精明的行銷策略。首先，因為「不知名作者的揭密或見證」是當時常見吸引讀者的出版手法，而前二版《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除了序言的故作懸疑，在書末還附錄了一張「黑話歌曲的手抄複製本」，讓這個行銷手法更有模有樣。

　　更重要的是第二點：當前二版成功問世之後，果然立即引來某些嚴厲的批評！於是在1829年2月28日印行第三與第四版時，不只作者的名字正式印在書本上，雨果更加了一篇序，其風格有如莫里哀（Molière）的諷刺喜劇，名為：關於一齣悲劇的喜劇Une comédie à propos d’une tragédie。

　　這篇序，雨果將場景設定在一個貴婦的沙龍；一個無病呻吟的詩人朗誦完他的詩作後，主人與賓客附庸風雅的抒發對文風如何敗壞的感嘆。詩人不屑的說起那本新近流傳的小說，更是引起一段人心如何不古的同聲譴責！對話中出現的人物：胖瘦兩紳士、騎士、哲學家……等，其實是對《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攻擊最甚的一些書評與記者的滑稽形象！諷刺這些人物所顯露的顢頇，正是雨果對批評毫不客氣的直接反擊！

　　到了1832年3月印行第五版時，雨果又另寫了一篇序。這是一篇主張廢除死刑的運動宣言。他以相當長的篇幅，從批判社會與司法的角度，並引用了法哲學先驅：孟德斯鳩（Montesquieu）與貝卡里亞（Beccaria）等人之論點，力陳他為何反對死刑，並且主張應該立即廢除死刑。

　　在這篇長序中他以引述的方式，將第一版與第二版的那篇短序包含在內。而在全書中，也保留關於一齣悲劇的喜劇這篇第三與第四版中的序 。

　　雨果一輩子的奮鬥，在致力建立以捍衛自由、正義與人性為基礎，符合當代政治精神的社會與國家……而廢除死刑可以說是當中最為清晰而一致的主張。不論是做為藝術家、政治人物或社會良知的領袖，他利用了包括文學創作、國會推動及演說連署等種種方式，窮一輩子之力去呼籲、推動廢除死刑。《死刑犯的最後一天》的這前後三篇序，正好代表了雨果以不同聲調，對廢除死刑這個理想的持續追求。

　　我們這次出版《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法國文豪雨果1829年小說＋臺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 》時，決定只收錄最初兩版的短序。最主要的理由，在於這本書的精神是「藝術關懷社會」。
　
　　而不論是雨果的小說，或是陳以文的劇本，我們都希望讀者能盡可能純粹的去欣賞創作者的作品，去感受那藝術的經驗。

　　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是一篇浪漫主義文學的傑作。我們看到年輕的雨果毫不掩飾其文采的華麗，在小說的形式風格上是如此的別出心裁，而他表達的內涵又如此深刻而震撼！在小說中，死刑犯的生平、犯罪，雨果都不曾著墨；而且死刑犯不是冤獄誤判的受害者，自己也認為罪有應得；這時候，從動人心弦的文字中傾聽死刑犯的獨白，雨果是要讀者直視、認清死刑那凌虐、血腥與暴力的本質。而讓敏銳的心靈進一步去問：作為國家社會之主人的我們，是否也因此加入了那泯滅人性的陣容呢？

　　劇本《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創作於2015年，也在同年首演。在近幾年的台灣，關於死刑的議題，像是一桶火藥，任何一點星火就要引發一連串爆炸、就可以讓一些人的正義變成乖戾、讓憤怒變成叫囂！陳以文創作的這齣戲劇，卻能夠安靜，深刻而動人的 去面對這個議題；劇中人物的語氣、人情事故是如此的台灣，讓我們覺得熟悉；但他創作的精神完全呼應了一百八十六年前的雨果，而展現了普世的人性關懷與道德思索。

　　如果將這本《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比成一張黑膠唱片，小說與劇本，是這張專輯的Side A 與Side B。而整個製作，是從十年前開始的。

　　那時是2006年，台灣開始「暫停死刑執行」。由於之前已經廢除死刑的各國，多半經過這樣一個暫停執行階段，來過渡到修法完成的正式廢除死刑，同時因為時任總統的陳水扁以其法務部長屢次重申「全面廢除死刑不只是世界潮流，也是中華民國努力的方向與目標」，再加上這個作法實施之後不僅治安沒有因此變壞，輿論也幾乎沒有反對意見……我當時以為，廢除死刑已經是台灣社會政治菁英及意見領袖的共識！因此在法與理之外，尤其應該著重人情與人性面相的討論。雨果的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因為其形式及內容的與眾不同及動人心弦，將有助於這些討論。我更認為僅是翻譯出版這部小說還且不夠；要是能夠節選改編為一個人演出的戲劇，那麼，只需三個人（演員，雜務及主持人）、一部車，就可以到全台的國、高中巡迴演出，演出後並帶動學生觀眾的討論，讓更多人可以關注思辨廢除死刑的問題。我將這個實在有點浪漫的想法告訴幾位從事戲劇工作的好朋友。沒有太多迴響。當時也不覺得著急，反正已經暫停死刑執行，凝聚社會大眾的意見本來也就需要很多時間……

　　但是到了2010年，當時的總統馬英九雖然也常強調「廢除死刑是長遠目標」，但其法務部長王清峰因反對死刑而請辭，新的部長曾勇夫上台不到兩個月就恢復死刑執行！前後1585天的「暫停死刑執行」中斷。在國內外人權團體的譴責聲中，也開始了這六年來台灣政府充滿矛盾、任意、激情的死刑執行模式。

　　也就是在那時我才發現，今日的台灣，只要稍微鼓動，那些屬於古代的報仇雪恨、那種威權國家要掩蓋其失職的手段，可以如何容易的從死刑執行的虛假正義中顯得理直氣壯。因此我決定要先出版卡繆的《思索斷頭台》。

　　當死刑之存廢尚且是一個意見極度對立的議題，當這個命題在我們的社會還不能夠被理性辯論時，我相信卡繆的這一篇文章，可以對於尚未形成意見的讀者提供一種思索的角度，甚至對於支持或反對廢除死刑的人，也可以做為檢視自己意見是否足夠深思熟慮的參照點。同書並收錄日內瓦大學張寧教授的「考論死刑」，希望能幫助讀者對於死刑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畢竟認識死刑、思索死刑之後，才能真正地支持或反對死刑。

　　而我也認為在台灣諸多討論死刑存廢的論述中，現代國家的角色混淆及其濫用死刑的危險，常常是被忽視的！所以2012年《思索斷頭台》出版時，我在封底寫道：

　　「卡繆是記者、作家、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他更是一名鬥士，在其過短的一生中為理念而奮戰不懈，一個名副其實的公共知識分子 。他於1957年發表的 《思索斷頭台》已經是一篇經典 ：除了闡明死刑不是有效抑制犯罪的方法，並且比傳統社會的以牙還牙還要殘酷野蠻，尤有甚者，死刑還可能是讓國家、或者讓國家的掌權者將因其怠惰失職而養成的罪犯『毀屍滅跡』的手段。如果國家的暴力，託詞於一些理論與現實上都不能成立的理由，只是為了保護權位而殺戮，那麼民主，就必須是要對抗這樣的國家！」（卡繆著，石武耕譯《思索斷頭台》/ （無境文化出版，2012）

　　法國文人以「知識分子王」的崇高地位去批判應該揚棄的濫權宰制，試圖推動一個符合人道理想的社會國家，卡繆可說是承先啟後。而在他之前最重要的一位「知識分子王」，無疑就是雨果。

　　2015年初，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林欣怡聊天時，我又想起了雨果的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當下和她說到我應該再想想出版這本書的可能。也就是那麼巧，隔天，我就收到陳以文傳來簡訊詢問：「你多年前跟我說到哪個法國文豪寫的，關於死刑的小說，你說可以改編為劇本的…….是哪一本啊？」我將手上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雨果全集中收錄的《死囚末日記》借給他看。幾個月後，以文讓我看他受雨果啟發，所創作的第一稿《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劇本。

　　看著這個劇本從第一版到最後定稿，也看著它在思劇場的成功首演，我興奮的請以文讓我出版這個劇本。同一時間，我決定自己來新譯《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希望能夠盡可能的傳達，我最初以法文閱讀這個傑作時的感動：那些在過往的幾個中文譯本中我找不到的感動。

　　最後的結果，如君所見。而作為出版者，我謹以這篇說明來記述這個美好的文學緣份。作為譯者，我只能惶恐的致歉：雨果一代文豪；我那期望「在中文中重現原文閱讀時的感動」的豪情，自然是力不從心的。

（Side B 陳以文2015年創作劇本 ）

前言

　　有位朋友帶孩子來看「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演出，之後孩子問她：「媽媽，為什麼我們要關心這些做了壞事的人？」朋友問我該怎麼回答。我向她孩子做了個比方：「如果你養了五隻貓咪，四隻都正常，其中一隻行為總是很異常，那麼你特別花時間關心這一隻，應該不算錯吧；同樣，五個孩子，四個都正常發展，而其中一位總是行為異常，他們的媽媽多花時間關心比較異常的孩子，應該也算正常吧。在社會中有少數人的行為讓人擔心，那麼人們關心他們，應該也正常吧。」

　　為了「呈現戲劇」所以寫劇本，再透過演員洞悉人物投身表演，傳達劇本要講的故事。過往我的劇本多半是為了拍電影而寫，這次我是為了要表演某位特定人物而寫。

　　我的戲劇創作動力根植於「人物」，而人物表達的直接方式是「表演」，在密集接觸、反思表演的同時，萌生了這次編寫舞台劇劇本的念頭，也讓自己透過表演藝術呈現我所體悟觀察、有感而生的特定人物。2015年，在我探索「受困監獄」這樣的人物時，想起十年前好友吳坤墉曾提起、而我始終沒機會看的雨果小說「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註：繁體中譯本與此劇本同時出版），告知坤墉後他興奮地提到兩天前剛巧又拿出這本書來看。讚歎巧合之餘，隔天他把小說交給我，之後，引發了我寫這齣關於死刑犯面對倒數人生的舞台劇。

　　我以台灣的背景創作劇本，閱讀死刑相關的法案、故事以觀察體會，面對高度緊繃的生死議題，習慣了用每天特定、有限的時間寫作或閱讀，避免心情過於沉重而無法負荷。過程中，感覺到大環境對此議題理性思考的不足，不易以議題方式探討或呈現，所以劇本故事最後決定保留雨果的精神──聚焦於死刑犯在遭遇什麼、感受什麼，傳達被判死刑後生命走到末日的心情，而不是藉故事分析死刑存廢的觀點。

　　複雜的死刑議題，暫時無法依賴一齣戲提供答案，但至少我們能透過戲劇人物，讓人們對自身生命有關的意識提高，給這個議題一個被靜靜思考的空間，期望在五年後、十年後、甚至十五年、二十年後，另一世代有更清明細密的意識去判斷這個複雜的議題。

　　舞台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2015年10月8~11日在「思劇場」首次公演七場，隨即受高雄春天藝術節邀請，2016年5月27~29日在高雄駁二「正港小劇場」公演四場。這齣戲由張哲龍導演，我、朱芷瑩、黃建豪三位演員演出，呈現蒼涼無奈的氛圍下、生命被推上最後百步路時無助而荒謬的悲歌。

　　2015年首演・編劇感言──

　　我問自己如果我走進劇場想得到什麼？我想……感受上期望它與我有關，印象裡能令我深深難忘，同時能賦予我更廣的思考……，這些都是我想要的。過往我的劇本多半是為了拍電影而寫，今年1月，友人大力推薦雨果小說「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引發我著手寫一齣關於「死刑犯面對倒數人生」的舞台戲劇。受法國文豪一百八十多年前作品的啟發，期望在符合文學感的基礎上編寫以現今台灣人為背景的劇本。「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不是讓觀眾感到親切喜悅的劇名，不是嬉戲、耍弄、博君一笑的話題，而是聽來有些嚴肅、深沉的觀點，這些都不是現今吸引人潮的娛樂氣氛。我告訴自己「認真寫出自己喜歡的故事，它應該會吸引一樣喜歡這個故事的人。」如果你聽過劇名、看過海報、讀過簡介、又坐進了觀眾席，那你一定也是我想向你認真呈現這齣戲劇的最佳對象。

　　2015年首演・我的演出感言──

　　對我而言，藉由表演去經歷感受「最後一天」的日子，給自己面對生命存在意義時更謙卑的思考。

　　常有人用「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後一天，你要做什麼？」來表達一種活在當下的生命觀，但真正有機會如此體會、實踐的又有幾人？此次我演繹的「死刑犯」角色，正是活在這樣的生命處境中。遭判死刑的待死受刑人，每天監獄燈暗（代表今天不會再執行槍決了）知道自己能再活一天的心情，成了他認真過好每一天的宿命，哪怕這一天也只能嚮往再一次散散步、淋淋雨，或思念他放不下的家人……，一天能做的事即便很少，卻真切深刻活在了當下。

　　透過劇中人物的遭遇也讓我認知每一樁悲劇的背後，因情感牽連而要面臨生活停擺錯亂的相關人比我以為的範圍更大、人數更多。聰明又富有理性的人類，不該只是痛恨地叫囂發洩，更應該努力探尋悲劇發生的緣由和可能避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