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

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
定價:550
NT $ 230 ~ 495
  • 作者:盧梭
  • 原文作者:Jean-Jacques Rousseau
  • 譯者:苑舉正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15-12-11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10:957084647X
  • ISBN13:9789570846478
  • 裝訂:精裝 / 36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內容簡介

台大哲學系 苑舉正教授 親譯
深入分析導讀,重現超越時代的人文關懷
閱讀盧梭政治理論的核心之作,重新審視自然與平等的真諦

  《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一書收錄的兩篇文章,為盧梭早期的重要論述。〈論科學與藝術〉一文原為盧梭為參加第戎學院徵文比賽所撰寫的作品,在以追求科學發展為社會主要氛圍的啟蒙時代,盧梭敢於反對視科學與藝術為「全民運動」的理念,質疑科學與藝術對文明與道德的正面影響,提出「科學與藝術無助於風俗的淨化」的論點。論文一經發表,不但大受評審青睞,更獲得第戎學院論文獎首獎。五年後,盧梭再次參與徵文,發表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一文,闡述剖析人類不平等的因由,並探討社會的形成如何趨使人類與原始的良善漸行漸遠。

  有別於當時對科學啓蒙的樂觀主義,盧梭兩篇論文皆以對「人」本身的關懷為基礎,反映出他對人類自詡的文明抱持的「自然完美論」及「歷史悲觀論」,也呈現他的政治理想「政治神權論」。盧梭認為「自足」是原始人的習性,也是人性的典範。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破壞自足的歷史」,充斥著人與人之間的交相爭利。他悲觀失望地表達對於人失去的自然善良所抱持的遺憾,認定原始人的純真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因此,他期望不平等的結果,能透過政治典範,在公民社會中被制度化成為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

  透過對「科學」、「德行」以及「人類平等」等問題的批判,一生以身為日內瓦公民為榮的盧梭,憑藉著優雅的文采與勇於批判主流的敢言精神,成為啟蒙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日內瓦公民,長年旅居法國的思想家、哲學家,18世紀啟蒙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29歲時,隻身前往巴黎,期間結識《百科全書》的主編狄德羅(Denis Diderot),並於1749年參與撰寫《百科全書》。1750年,以《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獲得第戎學院論文比賽首獎,成為了巴黎名人。另著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新愛洛伊斯》(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愛彌兒》(E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懺悔錄》(Les Confessions, 1782)、《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

譯注者簡介

苑舉正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哲學學會理事。曾任「國際邏輯、方法論及科學哲學協會臺灣分會」(LMPS TW)主席、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STS)常務理事。於台大創新教學教育平臺Coursera開設的公開課「活用希臘哲學」,全球數十萬華人蜂擁選修,並常利用網路、電視與平面媒體、演講與撰文的方式,推廣哲學教育,讓大眾體認哲學思想的價值。著有《求真:臺大最受歡迎的哲學公開課》。
 

目錄

譯序 盧梭:自然、不平等與個人權利
譯註主要參考資料
盧梭的生平

論科學與藝術(第一篇論文)及其相關論戰
論科學與藝術(第一篇論文)
讓─雅克‧盧梭給葛林(Grimm)的信(有關數學及歷史教授暨「南希皇家文學院」院士高捷(Gautier)先生對他論文的反駁)
讓─雅克‧盧梭,來自日內瓦有關對他論文的回應之觀察
讓─雅克‧盧梭(來自日內瓦)的最後回應
給黑納院長先生的信(《法國信使》的作者)
來自日內瓦的讓─雅克‧盧梭的信(有關他的〈論文〉再次被一位第戎學院院士反駁)
序言(對伯德的第二封信)

論人類不平等起源與基礎(第二篇論文)及其相關論戰
論人類不平等起源與基礎(第二篇論文)
伏爾泰針對〈論不平等論文〉寫給盧梭的信
盧梭回伏爾泰的信
盧梭回費洛波里斯的信
 

譯者序(節錄)

一、前言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一位具有多重面貌的創作者。從他作品的多樣性中,可以發現他是一位音樂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憲法學家、政治哲學家、教育家、植物學家,甚至「夢想家」。雖然盧梭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這麼多樣的風貌,但讀者往往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盧梭令人感受最深的地方,還不是他所論述的主題,而是文字本身。的確,就連以提倡理性著稱的康德(I. Kant)都曾說:「當我閱讀盧梭時,必須等到那優美的表達不再煽動我時,我才能理性地檢視他。」托爾斯泰(L. Tolstoy)對於盧梭亦極為肯定,不但表示每次閱讀盧梭都讓他感覺到精神的提升,並且宣稱:「盧梭與《福音》是影響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股力量。」從他們的評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盧梭的文字不單展現出一種極為強烈的情感,也讓人感覺出他所代表的永恆意義。這令我們不禁好奇,是什麼因素使得盧梭能夠獲得這些偉大人物毫不保留的推崇呢?

二、苦命天才的文字啟蒙

  這麼多種作品中,「真情流露」是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意義的答案。在這一段長達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盧梭以他豐富的文字,不斷地向讀者傾訴,直言道出一般人平常不敢說出來的真心話。希臘字「敢言」(parrhesia)最能表現出盧梭作品的精神;它意謂:擁有道德特質的人,敢言真理,無懼於強權威脅,也無視於所言內容與當代主流意見背道而馳。

  盧梭這一種表達個人特質的寫作風格,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對於道德以及政治的看法。這不僅僅在他有關道德與政治著作中一覽無遺,就連在音樂與園藝方面的著作,也能夠顯示出他對於自然、真實的愛好與執著。從閱讀盧梭的政治作品中,處處可見他不趨炎附勢,不與富人學者一同故作風雅,不盲目地追隨「啟蒙運動」(le siècle des lumières),不跟著別人詆毀傳統的價值。

  在盧梭所處的18世紀法國,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因為單單為社會的底層發聲,批判上流社會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是,這些批判要能夠引發被批判者的重視。然而,原則上,這是很難發生的事情,因為上流社會都是講求精緻與風雅的特權人士,是當時社會中唯一有機會受教育的人。他們自命風雅的結果,使他們唯一攻擊他人與防禦自我的「戰場」,都是文字上的攻防。因為,只有打「筆戰」才是讓「上流人士」感覺必須做出回應的批判方式。遺憾的是,在民主教育不發達的18世紀,受教育是貴族、教士與中產階級的特權,與一般普羅大眾無緣。處於社會底層的普羅階級,除了自嘆自怨之外,對於生活中的困頓與不滿,完全沒有任何抒發內心痛苦的機會。盧梭是這個情況中,最特殊的例子,原因正在於他是少有的寫作天才。

  盧梭是一個畢生以抄寫樂章為生,並且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落魄人」。他憑什麼能與貴族富人在文字上辯論,能夠受到那些王公貴侯的重視,遭到教授、院士的圍剿,受到社會菁英的青睞呢?答案就是他的寫作能力與風格。盧梭能夠將他在駕馭文字上的才華,與他個人處處遭逢打擊與欺凌的親身經歷結為一體,創造出政治思想歷史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沒有優美的文辭表達能力,盧梭的文章將不值得上流社會一瞥,自然也無影響力可言。同時,若不是親身經歷過生活的困頓,若不是必須作他人的僕役,若不曾趨附在貴族婦人之下,若不曾受過尊貴人士之羞辱,盧梭又怎能感受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公不義。這使得盧梭在批判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欺凌時,卻又展現出他能寫出精彩的文章,創作出令人激賞的歌劇,擁有豐沛的知識,展現外交的長才等等這些屬於「上流社會」的才能。這種矛盾,不但發生在盧梭身上,而他所處的啟蒙時代,也正是那種企圖運用科學知識,追求開明與解放的時代,正好也突顯了這些矛盾。盧梭在這些矛盾中,透過與最足以代表「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les Encyclopédistes)的交情,充分掌握布爾喬亞階級(les bourgeoisies)與普羅大眾階級(les proletariats)之間的對立,為「真正」的社會大眾發聲,以情感向所有人訴求他文字中充斥的不滿,詆毀富人的虛偽與矯情,讚美自然人的天真與勇猛。

  我們可以說,因為個人的處境、精湛的文辭表達,以及對人的關懷這三點,使得盧梭文字所創造的成就永垂不朽。面對這麼一位思想家,我們不禁要問,盧梭創作的言論與觀點,是怎麼出現的?它們的起源為何?為什麼會對後人締造出這麼大的影響呢?為求更圓融地理解盧梭的政治關懷,我們將他在出版「兩篇論文」之前的經歷,提出三段相關的生活實例作說明。

三、三段人生遭遇

  盧梭是出生於日內瓦的公民。他雖然對日內瓦的教育制度頗為讚揚,但他並未曾受過正式的教育。在父親以撒(Isaac Rousseau)的引導下,盧梭閱讀大量書籍。盧梭不但不因為未曾受過正式教育而感到慚愧,反而對於父親以撒的教育頗為自豪。以撒對於盧梭的教導非常特殊,往往多以一些極為崇高的理想為主。盧梭自幼即受到父親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理想方面。以撒經常以古羅馬共和來比喻他們的祖國―日內瓦共和國,所以盧梭還將他父親視為一位古羅馬時期的有德公民(事實上,以撒曾拋棄過盧梭,後來還為了爭奪遺產一事,造假資料,為盧梭發覺)。盧梭這種對父親的讚美,應當是盧梭對祖國肯定的結果,因為盧梭終其一生,一直想讓所有人相信,他出生以及成長的日內瓦,不但保存了所有善良的事物,也必然是孕育有德之人的地方。在《懺悔錄》中,盧梭甜美地回憶,這位「充滿德行」的父親,在辦公桌旁,如何溫柔地教導他閱讀,講解名人傳記,傳授天文知識,並啟發他對於古羅馬的情緒:熱愛祖國以及對於自由的熱情。最重要的,是以撒將日內瓦以一種幾乎是完美的方式,呈現在他的小兒子面前。盧梭日後在法國出版兩篇論文,處處以「日內瓦公民」題名,或是公開讚美日內瓦的政治制度。從這些對家鄉祖國的認同裡,足以說明盧梭一直以日內瓦的「小國寡民」與「共和民主」為榮,並排斥法國這種大型的專制帝國。

  其次,在盧梭生命中另外一段重要的經歷,卻諷刺地與他先前的美好回憶正好相反。這都肇因於父親以撒與人發生爭執,必須逃離日內瓦。頓成孤兒的盧梭,被送往郎貝西牧師(Pasteur Lambercier)家裡寄養。兩年之後,他回到日內瓦,先作書記學徒,次年,又作雕刻學徒。命運的坎坷,使得盧梭不但寄人籬下,還要面對各種嚴厲的要求。1728年3月14日,盧梭散步回家,發現日內瓦城門已關,他索性離開他所熱戀的祖國,展開流浪的生涯。幸或是不幸,鄰日內瓦的法國境內,滿佈勸導新教徒改奉的舊教機構(日內瓦境內卻都是勸導舊教徒改奉新教的機構),使得盧梭沒有餓死的危險,但卻讓他必須為麵包放棄祖國及自由,這兩樣在父親懷中所習得的理想。

  盧梭於1728年遇見影響他一生至鉅的華倫夫人(Madame de Warens),一位負責新教徒青年改宗的貴夫人。她將盧梭安排至位於杜林(Turin)的教會收容所,進行改宗的準備與儀式。儘管盧梭自述在收容所時,他如何與神父進行辯論,但他僅到達收容所九天之後,就同意改宗,兩日後受洗,還獲得二十法郎的「改宗金」。盧梭坦承,在改宗的過程裡,他並沒有意願。但是,因為許多現實的因素,以及在生活中的困頓,迫使他放棄自由意志,也放棄他熱愛的祖國日內瓦。

  然而,物質上的缺乏,不但沒有讓盧梭為貧窮感到難過,反而為追逐金錢的人感到悲哀。盧梭一生譴責金錢的虛假價值,因為它代表慾望的展現,假設一種存在於人與欲求事物之間的行動。真正的價值在於人本身,人所生產的事物,人所做的事情,人意念的純粹性,人的道德、德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人對於祖國所展現的愛國心。金錢來自於一個錯誤的經濟系統,它發展出工商業、科學、藝術、豪華之外,還帶來導致人類陷入悲慘世界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不平等的問題。盧梭甚至認為,一個好的經濟系統,應該建立在農業及人口數量之上,生活於其中的人,只需要最少的開銷,並會蔑視過度的金錢。若不摧毀累積金錢的制度,我們的慾望就一直會將我們帶向奴役之路。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即表明這一點,認為財富的累積,必然導致德行的敗壞。他說:「當可以無論用什麼代價來變富的時候,德行將會變成什麼呢?」

  盧梭在此即表明他一貫對於人類自然本性的期待,認為所有的惡行並非單純來自於人,而是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因此,若求人類德行之改善,那就必須從政治制度著手,也就是必須實際參與政治,以求能夠理解因為政治制度所導致的問題。盧梭在1743-1744年,確實實際從事政治工作,也為他日後寫作有關政治方面的書籍,奠下實際的經驗基礎。這就是他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共和國大使,蒙泰巨先生(M. de Montaigu)秘書的一段經歷。

  1742年,盧梭帶著他的〈樂符簡記法〉來到巴黎,未獲重視,卻結識杜潘夫人(Madame Dupin)。根據Gourevitch的說法,盧梭在這段期間,大量閱讀重要的經典,也包含當代重要的政治著作。盧梭曾經針對柏拉圖、布丹(J. Bodin)、霍布斯、洛克的經典做過摘要。孟德斯鳩的《法意》出版不久,盧梭即加以閱讀,並提出心得。普芬道夫(Pufendorf)的《自然法與人為法》的法文翻譯(Du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曾是盧梭在有關政治哲學最重要的引證泉源。這些自學的成果,足以證明,當盧梭在談論政治思想與制度時,他對於歷史所累積的智慧與當代的趨勢,均能有深入的認知。
 

內容連載

第一部分
 
看人透過自己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脫離虛無,這真是一幕既偉大又精彩的景象。人依靠理性的光芒,驅散因自然所掩蓋人的黑暗,提升並超越自身,藉著心靈飛到天界,宛如太陽一般以巨人的步伐橫跨宇宙中的廣闊疆域。同時,更偉大的與更困難的還是回到自己,研究人,以圖瞭解人的本質、義務與目的。在這短短的幾代之間,這些令人讚嘆的事又已經重新開始了。
 
歐洲曾經陷入原始時代的野蠻狀態。雖然世界上這個地方的民族,現今是如此的開明,然而在幾個世紀之前,他們曾生存在一個比無知還要糟糕的狀態。我不知是什麼莫名其妙的科學用語,比無知更為可鄙,不但竊取了知識的名義,還對於知識的返回,造成無法攻克的障礙。實在需要一場革命,為的是使人們重新擁有常識。最後,這個革命卻在最不被期待的地區出現了。這個革命來自於愚蠢的回教徒,它帶來文藝上的永恆災難,在我們之中重生文藝。君士坦丁堡寶座的喪失,把古希臘的遺物帶入義大利。輪到法國,則是以這些珍貴的戰利品豐潤自己。旋即,科學追隨文藝而來;思考藝術加入書寫藝術。雖然這逐漸加深的轉變,看似有些不尋常,但似都是非常自然的。人們就開始感受到參與藝術與知識的主要好處;尤其是使人們更加社會性的好處,藉由值得大家都互相稱讚的作品,激發彼此取悅的慾望。
 
正如同身體一般,心靈亦有其需求。身體的需求是社會生存的基礎,而心靈的需求則使社會生存變得愉悅。當政府與法律提供人群的安全與福祉時,科學、文學與藝術則比較不專制,但可能更為有力地在圈禁人們的鐵鍊上鋪上花圈。它們壓制人們原有自由的情操,而人們似乎是為這自由而生,卻使他們喜歡他們的奴役狀態,而成為我們所謂的文明民族。需求提升了王權;科學與藝術鞏固了王權。世間的掌權者啊!喜歡才華吧!並且保護那些培養才華的人吧!。文明民族啊!培養才華吧!快樂的奴隸啊!殊不知你們這引以為傲的精緻與細膩的品味,以及這促使你們之中如此親近與隨和交往,在個性上的溫和與風俗上的禮貌,其實來自這些君王。一言以蔽之,這些都只有各種德行的表面,卻無任何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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