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福爾摩沙：英國外交官郇和晚清台灣紀行

自序－－與鳥獸共舞
郇和環遊臺灣首記
郇和環遊臺灣再記
郇和「北泰雅印象」：奎輝社紀行
「蘇澳風情畫」：郇和蘇澳紀行
郇和「西拉雅與排灣族點滴」
悠遊晚清動物世界的鳥人郇和
〈附錄一〉郇和生涯一覽表（Robert Swinhoe,1836~1877）
〈附錄二〉臺灣鳥類新舊學名對照
〈附錄三〉原住民族語言對照

自序

　　與鳥獸共舞

　　樂於賞鳥的鳥友或研究臺灣鳥獸世界者，可能比臺灣史研究者更熟悉正式中文名字叫「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9～1877.10卒）的「史溫侯」或「斯文豪」這個人，因為他除了是英國首任駐臺外交官（1861.7～1866.3駐臺），更為人熟悉的是在發掘鳥獸的傑出貢獻，尤其鳥類方面。他發現許多臺灣鳥獸新品種，有的冠上他的名字，迄今仍在使用，達飛聲（James Davidson）稱：「沒有任何外國人，能像已過世的郇和那樣，將他的名字如此緊密的與福爾摩沙（Formosa）連在一起。」除了臺灣，他轉派清國大陸期間（1866.3～1873.10），仍於閒暇或公出之際，勤研究大陸與北日本鳥獸，1869年還浪漫地將海南島的「叉尾太陽鳥」（Aethopygachristinae / Fork-tailed Sunbird），以夫人Christina的名字命名為「克麗絲緹娜太陽鳥」。

　　郇和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8歲即投入英國駐華外交圈，20歲首次來臺，在新竹湖口鳳山（Hongsan）一帶進行「尋人」秘密任務，順便採集博物。

　　1857、1858年兩度搭乘英艦剛強號（the Inflexible）環臺搜尋歐美船難漂民，並偵測民情、探勘海岸與礦產。1860年隨「英法聯軍」殺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後來出版《1860年華北戰記》（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1861年7月派駐臺灣府（臺南）；同年12月20日，直接從「養病」的廈門轉到淡水開館。翌年4月，不顧「戴潮春事件」即將爆發，逕赴大漢溪上游探訪泰雅族大嵙崁群奎輝社；同年5月離臺返倫敦養病，至1864年1月31日才回到淡水。這段「養病」期間，正好是他在倫敦學術圈的活躍期，發表多篇臺灣原住民和鳥獸論文，奠定了他在「臺灣學」的名聲與地位。1864年5月，帶著英國外交部補助的精密儀器，第三度探訪蘇澳──他理想的大英殖民地；同年7月赴澎湖及南部搜尋茶船Netherby失事事件，與排灣族有了第一手接觸。這些探險都留下紀錄。9～11月又生病，11月初直接從廈門移駐打狗（高雄），在英商寶順洋行（Dent & Co.，這是該洋行在中國的正式通行名稱，又譯為顛地洋行。德約翰的Dodd & Co.因早期代理該行臺灣業務，就一直被臺灣相關文獻稱為寶順洋行）集貨船三葉號（Ternate）上，「以船為家、以船為辦公處所」達半年之久，1865年5月初才改租高雄哨船頭東側山丘處天利行（McPhail & Co.）的民宅為館舍，總算「登陸」了。1865年2月初，升任領事，人逢喜事精神爽，當年發表多篇論文。1866年初探訪荖濃溪、六龜，2月底調派廈門，4月4日正式接任駐廈門領事。

　　從他的「臺灣經驗」來看，每次探險後總有許多文章出現，也總會大病一場，顯見他很用功但身體欠佳；不過，別忘了早期臺灣生活環境並不好，且是「瘴癘之地」，各種風土病構成的「天然國防防護網」曾宰殺無數法兵（1884～1885年清法戰爭）及日軍（1874年牡丹社事件、1895年乙未之戰及稍後抗日）。離臺後先調廈門，再調寧波（1867及1871），最後調駐煙臺（1873）。這並非他與臺灣最後的接觸，1867年8月曾至澎湖探勘煤礦；1868年12月至翌年1月底，以及1869年6月兩度以「臺灣領事」（the consul of Taiwan）名義來臺處理「英船砲擊安平事件」（或稱「樟腦戰爭」）善後事宜，他在業餘的「研究鳥獸」費盡心力，但本職的「外交工作」能推就推，有點本末倒置。依據1868年10月29日英公使阿禮國（R. Alcock）照會總署恭親王函，可知郇和係在該日之前，即奉命前往臺灣處理日漸升高的緊張局勢；換句話說，是在11月25日發生「砲擊事件」之前近一個月。他不火速赴臺處理，卻慢條斯理地於12月11日方抵打狗，又拒絕接管善後事宜，反縱容火爆的駐臺署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繼續處理，自己卻利用時間寫了評論柯靈巫（Cuthbert Collingwood）臺灣行與自己赴張家口之旅的2篇文章，並於1869年1月中旬從打狗分別寄出，不願涉入爭端的「不沾鍋」心態可見。

　　郇和與臺灣最後一段緣分，係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Steere）赴英，將在臺期間（1873.10.3～1874.3.31）採集到的鳥類標本交給他鑑定，郇和發現內有一新品種，遂以史蒂瑞姓氏命名為Liocichla steerii (Swinhoe)─「黃胸藪眉」，又稱「藪鳥」（畫眉科）；1877年10月郇和在鳥學權威雜誌《朱鷺》（Ibis, 1: pp. 473-474）發表〈福爾摩沙來的新鳥種〉（On a New Bird from Formosa, (Liocichla steerii)），是生前最後文章，也為他的「臺灣情緣」劃下了美麗的記點。1877年上半，他在「倫敦萬國博覽會」（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1877）設置「福爾摩沙專櫃」（Formosan Booth），展示臺灣原住民文物與鳥獸標本，榮獲獎章及獎金；同年10月28日因癌症病逝倫敦，得年僅41歲。

　　1866年4月迄1873年10月駐節大陸期間，他勤跑各地，發表許多有關清國大陸的鳥獸文章，另有多篇包括北海道函館、勘察加半島，以及臺灣動物的介紹及比較；即便退休返英期間，仍多所著墨。他應該曾遠赴北海道、勘察加半島採集、探險。他發現臺灣的動物與清國沿海地區的動物關係有斷層，反倒與喜馬拉雅區（Himalayas）、馬來群島、日本關係較密切；另舉出「西藏熊」（the Tibetan Bear）是喜馬拉雅區和臺灣及北清（North China）的共同品種。不知他可曾到過西藏？值得進一步挖掘。

　　1873年10月初，他因下肢癱瘓離開駐所，返英療養，從此永別亞洲；1875年8月25日無法康復，正式辦理退休。最後歲月（最遲從1874年9月起，至1877年10月卒）卜居倫敦市中心西南方、泰晤士河北岸的雀兒喜區（Chelsea）卡萊麗廣場33號（33 Carlyle Square）──位於目前倫敦市中心西南的SW3區，泰晤士河北岸、國王路（King's Road）與老教堂街（Old Church Street）交叉口。1873年底或1874年初返抵英國，可能即卜居該地。

　　就探險、住民族文化及語言記錄、博物發掘等方面，郇和創造了許多「臺灣第一」，為我們留下豐富的「老臺灣」（Formosa）記憶。讚賞他的貢獻之餘，也須瞭解他懷抱大英帝國殖民觀（這是當時英人普遍心態，何況他生長在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地官僚世家）、他算不上瞭解臺灣發展史、他不能說是盡職的外交官；不過瑕不掩瑜，他創造出留名臺灣史的條件與獨特領域。英國動物學會主席施克雷特（P. L. Sclater）於1875年年會，稱讚郇和：「他是最努力，也是成就最高的『探險型』博物學家（exploring naturalists）之一。」

　　上述素描，在本書各章都有較深入的敘述，書末〈悠遊晚清動物世界的鳥人郇和〉及〈郇和生涯一覽表〉，有助通盤瞭解他的一生與著作。筆者曾陸續發表於《臺灣博物季刊》88～92（24: 4~25: 4）期（2005.12～2006.12）、96（26: 4）期（2007. 12）的各篇文章因陸續發現新資料，因此都有所修正。

　　至於鳥類方面，自認雖「鳥事」欠佳，郇和鳥類命名有些已陸續被後期研究者更改過，由於說法不一，筆者花了無數時間「與鳥兒共舞」，整理出〈臺灣鳥類新舊學名對照〉。另篇附錄〈原住民族語言對照〉，係將郇和與早期史蒂瑞、達飛聲、近期研究者採集的臺灣原住民族語言，以及史蒂瑞在菲律賓收錄的原住民語言相對照。

　　書末「參考書目」所列作者，均為應該感謝的對象，沒有他們在不同時空的努力，筆者無法成書，畢竟須引經據典，不可能單靠「創作」；書中如有「異見」，還請海涵，純就事論事。《臺灣博物季刊》的採用，讓我在刊登期間「每3個月有筆『老人年金』（稿費）可領」；並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原人類學組）組長李子寧兄及歐陽盛芝研究員提供的珍貴圖片，使本書生色不少。東年大哥的提攜、指點與期勉，銘感於懷。中研院臺史所翁佳音兄，在部分排灣族地名的指正，讓我找到了「方向」。名作家曹銘宗兄提供多本大作供參，情誼感人。名漫畫家、好友杜福安為筆者退休、推出修訂再版本，特別畫了一張生動的素描，備感榮幸之餘，特致謝意。楊榮川董事長、楊士清總經理「五南文化事業」旗下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冇棄嫌，推出修訂再版本心存感激，並向本書編輯群蘇美嬌等的努力，說聲「真（金）多謝」。

　　本書第一版是筆者6年多前萬般無奈重回公職前一個月出版；現載欣載奔回歸家園，樂於不眠不休地修稿、校稿。特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