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失控的壞農業
四月中旬的美國賓州春意盎然。鳥兒在枝頭高歌，農舍的白色護牆板外，大片黃水仙恣意蔓生。我站在已故現代環境運動之母瑞秋．卡森兒時的房間窗前，往外凝視著她從小居住到大的阿勒格尼谷（Allegheny
Valley）。想像著一名受大自然感召的年輕女孩在果園裡採摘蘋果，在附近的樹林、山丘間漫步，發掘新鮮事物的畫面。晨光中依稀可見兩根巨大煙囪正冒著濃濃黑煙直衝藍天。卡森就是在這個工業與農村比鄰而居的世界中長大。然而，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兩者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工業化方法逐漸滲入農業，並造成具破壞性的惡果。
一九六二年，卡森率先提出食物與農村正面臨危機的警訊。她的著作《寂靜的春天》特別關注在農村施放化學物質，以及這種工業化的農業手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我現正在為我自己找出「廉價」肉品行銷手段背後的事實，以及查明全球食物體系的長觸角是如何掌控我們餐盤上食物。這段旅程的最後一站，我亟欲找出這半世紀以來，事情是如何發生變化？我們是否有所警惕？以及我們的食物出現了什麼問題？這段旅程我走遍了各大洲，從霧霾加州到不夜城上海，從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熱帶雨林到布列塔尼的海灘。
一九六○年代，卡森的呼籲跨越大西洋，英國夏普郡的酪農彼得．羅伯茲（Peter
Roberts）也聽到了。他是歐洲談論美國的集約化農業（intensive
farming）方法入侵的先驅之一。每當他走在自己的田地、為自家畜養的乳牛擠奶時，羅伯茲因農業上所發生的事變得不安起來。他看著農場動物從土地上消失，進入巨大、無窗的畜舍裡；而農牧新聞成為戰後農業革命的啦啦隊，周遭農友不斷被這些訊息轟炸，被牽著鼻子走上工業化的路線。他認為他必須做點什麼事。工廠式農場（factory
farm）對動物施予制度化的虐待行為激怒了羅伯茲，他拜訪當時主要的動物慈善機構，要求他們介入其中，但他卻失望的離開了：因為動物慈善機構拯救的受虐對象側重在貓、狗或馬等動物上。羅伯茲雖然沮喪但不氣餒，他與一名律師朋友聊及他的想法。「彼得，至少你很清楚自己的立場。」朋友回應道：「你必須自己採取行動。」
一九六七年，羅伯茲在自家小屋創立了我現在任職的慈善機構：世界關懷農業組織（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CIWF）。初期只有他一名男子、他的妻子安娜，還有他們的三個小女兒，對抗著由政府政策推動、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有農業顧問指導，以及化學物品、製藥與設備等公司慷慨支持的產業。但是再渺小的勝算，其所造成的任何影響仍是巨大的。
事實上，問題根源早在上個世紀就已埋下。一九四○年代，全球幾乎處於全面戰爭狀態，這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一次衝突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是全球政治巨大的分水嶺，也預告了近世糧食和農業史即將面臨重大變革。當炸彈震撼戰場時，也為日後農村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石。在三十年前的一九一○年時，兩名德國科學家找到利用空氣製造炸藥的方法，研究出如何將大氣中的氮氣轉換成氨的技術，而氨就是製造化學肥料和TNT炸藥的關鍵原料。
第二次大戰期間，在德國科學家的手中，有機磷神經性毒劑（organophosphate nerve
agents）的量產技術達到完美的境界，雖然這種化學武器從未派上用場，但戰後，美國公司就將此技術使用在農業用途上。借用卡森說過的話，在「發展化學武器的時候，人們發現有些實驗室製造出來的化學物質能把昆蟲殺死……人們用昆蟲測試毒殺人類的藥物。」原本為生產毀滅性武器而做的準備，成為了大量生產農作物的方法。
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亦稱經濟大恐慌），嚴重的經濟衰退情況持續到戰爭爆發，促使美國國會在一九三三年通過第一個農業法案（Farm
Bill），這一系列的農業補貼支持政策，至今仍是聯邦政府影響糧食生產的主要途徑。該法案的推行旨在幫助因市場過於飽和、作物價格低落而苦苦掙扎的美國農民，相關措施包括政府承諾收購過剩穀物，而此舉造成了產量毫無節制地快速增加。
在戰爭期間，許多世界最富有國家因來自國外的糧食補給受敵軍活動阻礙，而經歷了糧食短缺的情況，這個慘痛教訓讓它們體認到自給自足的重要性。因此當戰爭結束恢復和平後，許多國家開始投注心力在提高國內作物產量。一九四七年，英國通過了農業法案（Agriculture
Act），宣布政府將資助並鼓勵以集約化「高效率」的新方式來大規模生產：即在一塊土地上使用最新的化學物質、藥劑和機器設備，以取得最大限度的產出。在美國，製造美國戰爭機器的軍工廠，被改建為人造肥料工廠；戰時的神經毒氣被做為殺蟲劑用來對付新的敵人：農業害蟲。植物育種技術使玉米產量起飛，導致玉米價格低廉且大量過剩，最後成為動物廉價飼料的來源。
工業化國家擁有將耕作變成大量生產工序的方法和推動力，但也使得食物和農村遭遇嚴重且始料未及的可能惡果。而以數量取代品質，正是這種情況發生的主要因素。農民被鼓勵只需滿足商品市場的最低標準，而非盡力生產高品質的作物；抗生素被允許使用在畜禽身上，以抑制因過多動物飼養在狹窄空間所可能產生的疾病。而施打荷爾蒙除了可讓畜禽快速成長，還能讓畜禽增肥，好盡快供人宰殺。
而在農村，舊有兼營作物種植和牲畜飼養的混合型農場（mixed
farming）儼然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單作栽培（monoculture），也就是專門大規模生產單一作物或動物的農場。農作已不再需要順應自然，同樣的作物可以在同塊土地上不斷反覆生長，因為人工化肥提供了一個快速修復枯竭土地的辦法；同時，噴灑大量化學物質來驅逐不受歡迎的雜草、昆蟲和其他害蟲。農場動物從土地上消失，被趕入工廠般的畜舍；而動物糞肥滋養田地和果園耗竭土壤的功能，也被人工化肥取代。這說的是一種新型態農業，將生產線模式應用在飼養動物上，動物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動彈不得地度過牠們的餘生。露絲．哈里遜（Ruth
Harrison）在一九六四年所發表的書中，形容這個世代的人們，在他們所飼養的動物身上只看到「人類食物的轉換因子（conversion factor）」，並創造了「工廠式農場」一詞。
歷屆英國政府無視這種農業新體制的隱藏成本，為確保新體制獲得廣泛的採用，投入了大量資源進行宣導。所有事物在爭先恐後的生產中，都變得太過度。多家公司開始專門培育能快速成長的動物品種，像是從小小的復活節雛雞到長成荒唐特大號的成雞，只需要六週時間——比先前雞隻的成長期快上至少兩倍。政府聘僱的一群「專家」顧問要農民加入這個行列，否則他們將會面臨破產情況。我記得彼得．羅伯茲曾經告訴過我，有一天農業顧問來敲他家的門。那是在六○年代初，他們交談了很長時間，但所要傳達的訊息很簡單：如果你想提高業績，你必須轉為集約化養雞。也就是建造大型工棚，專門且大量的飼養雞隻。他可從大公司購買雞隻和飼料，等到小雞養到成熟——顯然不會花太久時間——再把雞群賣回給原來的公司，由他們負責宰殺及尋找市場。整個作業乾淨衛生、工業化，且一體化。而羅伯茲所要做的，就只是在合約上簽字和負責養雞這種「作物」。
儘管羅伯茲已飼養過幾百隻雞，但對於這樣的做法他感到不安，因為這意味著他必須放棄做為一個農民在飼養雞隻上該有的決定權。這似乎不太對勁。當天晚上，他與妻子安娜討論這件事。她不假思索地回應：「如果你想這麼做，彼得，我不會阻止你。不過，我並不認同這種做法。」許多農友和羅伯茲不同，他們屈服於銷售話術下。
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農業新方向，至今依舊如此。歐盟在一九六二年制定備受批評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其支出占歐盟總預算將近一半。歐盟每年補貼近五百億歐元給符合環境相關標準的農民。同樣的，「美國農業法案」也提撥三百億美元做為農民補貼，其中有四分之三的費用只用在十分之一的農場上——而且通常是最有錢、最大間的農場。而為了支撐廉價肉品文化，其肉品來源的工廠式農場動物以玉米與大豆取代土地上的牧草與糧草來餵食，因此穀類（玉米）一直都是獲得補貼最多的作物。
回頭看，不清楚農民究竟是踏上了一條什麼樣無止境的路：冀望投入最小的成本，來創造最大的生產效益，結果卻是收益遞減。無可避免的，大量生產勢必會壓縮到農民們所能賺取的利潤空間，遭受這個慘痛教訓的農民們體認到，這個誘人的農業新體制並不像人家說的那麼好。很簡單，他們只好關門歇業。
動物與農作物曾經是互利共生的合作夥伴，但工業化卻迫使它們拆夥。大規模種植單一作物的「大麥巨頭」崛起，農地隨著田籬消失而增大。大自然面對多樣性死亡而發出的抗議聲已被農藥淹沒，昆蟲和雜草原本是在大自然法則的控制之下的。土壤被迫工作得日益辛苦、昆蟲和雜草被噴除、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減少，寂靜的春天更增添恐懼——工業化農業沙漠裡再也沒有鳥兒歌唱——一如卡森在她那本揭發弊端一書中所記錄的。現今全球幾乎沒有一個角落，不觸及某種程度的集約化農業。
近幾十年來，情況有所改變，有些甚至變得更好。例如，歐盟已明令禁止將小牛提前放進棺材裡——狹窄的箱式飼養（veal crates）——終其一生；目前全球也禁用具毒性且破壞力強大的DDT農藥。
然而，在卡森和羅伯茲提出警訊的五十年後，食物的生產方式再度站在十字路口上，英國林肯郡的美式大型農場提案就是最佳例證。當時提案要把原本在牧場上的八千頭牛，永久安置在只有混凝土和沙石的畜舍裡。英國農村在這場對抗戰役中開創了新的一頁，當地居民、美食家、名廚、環境和民間社會團體群起抗議。最終，這項提案被撤回。然而農村集約化的另一股隱憂也在同時浮現：更大規模且超集約化（super-intensification）的美式「大型農場」出現在歐洲的土地上了嗎？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而這種模式的農業對美國本身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很榮幸能在由彼得．羅伯茲所創立的慈善機構、世界領先的農場動物福利組織——「世界關懷農業組織」——擔任首席執行長。世界關懷農業組織目前在歐洲、美國、中國和南非均有辦事處和代表處。二○一一年，我接受董事會主席維樂莉．詹姆斯（Valerie
James）給的挑戰，揭露原本立意良善、以「供給國家與全世界糧食」為願景的產業，為何會走向如此錯誤的境地：將利潤看得比供給人們糧食重要。人類、動物和整個地球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對此，我們可以怎麼做？撰寫本書的想法因此而生。
我決心探索今日全球食物系統下的真相，擔負起調查記者的角色，追蹤可能線索與舉報；揭開食物生產集約化的神祕面紗；也常常以我的職務、使用世界關懷農業組織的名片，來讓自己脫離尷尬的處境。
兩年多來， 我與《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政治版編輯伊莎貝爾． 歐克夏（Isabel
Oakeshott）、攝影組，一起探索左右我們盤中食物的農業、漁業、工業化生產和國際貿易等錯綜複雜的網絡。我透過各地人脈，查明應該要去到哪裡、找誰談話。我們根據國家與地區在全球化下世界食物體系的參與程度，擬定一份拜訪清單。加州顯然是首選，不僅是因為它有諸如好萊塢這樣的文化輸出，還可以在那裡看到未來的農作方式；中國的勢力逐漸崛起，是全世界人口稠密度最高，以及最多豬隻的國家；阿根廷則是全球做為動物飼料的大豆輸出量最多的國家。我想要親自看看，這些在遙遠土地提供飼料、原料，甚至盤中食物的人們，如何受到失序的農村工業化的影響。我非常希望聽到那些參與其中，以及受到影響的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這本書所撰述的，不僅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菲利普．林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