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也許，最後一冊詩集（後記）
一
《他還年輕》這冊詩集，收錄我發表於二十一世紀（二○○一 ~ 二○一四）的所有詩作，五十二首。
我以往出版過的詩集，亂無章法，混來混去，未遵守新鮮貨品原則，真是惶恐，愧對重複購買的讀者。
一九六六年，我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飄搖裏》，薄薄八十頁，四十開本小冊子，因不滿意，未對外發行，在床底下堆積了一年多，長白蟻，乾脆悉數銷毀。一九七六年，楓城出版社為我出版《吾鄉印象》，因對當年那本小詩集，未能忘情，選了部分詩作，混進裡面；一九七八年，「遠景」出版的《泥土》，以「楓城」版《吾鄉印象》為底本，再混進〈向孩子說〉系列新作；一九八五年，洪範書店將《飄搖裏》、《吾鄉印象》、《泥土》所有詩作，再加進新作，依主題重新編篡，分成《飄搖裏》、《吾鄉印象》、《向孩子說》三冊出版。二○○○年，洪範書店原本要出版我的新詩集《再見吾鄉》，葉步榮先生覺得篇數太少、單薄了些，建議我從「洪範」版三冊詩集，挑選我自認較耐讀的作品，再加進《再見吾鄉》大部分新作，合成《吳晟詩選》出版。又是新舊作混雜。
因此，依實質內容精確說法，我只有四冊詩集，依次是《飄搖裏》、《吾鄉印象》、《向孩子說》、《再見吾鄉》。
《他還年輕》是我的第五冊詩集，全新的作品。
很可能，也是我最後一冊詩集。
我做此推斷、或者說預言，有三大因素。
其一，我寫作進度太緩慢。
我無意謙虛，更沒有必要自我貶抑，但我從年少學習寫詩，就很認分，自知「君非天才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充其量正如詩人周夢蝶所直言，是「清才型」，有才分，但清貧。
像我這樣詩才平平，只能依靠苦學。我保留至今，多冊戒嚴時期偷偷抄錄禁書的手抄本，每一頁字字句句都那麼端正、整齊、一絲不茍的乾淨，可以作證，我天生對文字多麼虔敬。幸而我具備鍥而不捨的專注、耐性、和豐沛生命熱情的特質，才能有些小成。
我創作每一系列組詩，從意念的萌發，經年累月醞釀、作札記，初稿成形成篇，一再琢磨，修訂完成定稿，至少都要歷時數年。
《他還年輕》收錄我十四年來所有詩作五十二首，平均每年不到四首。以這樣的進度，還要累積下一本足夠成書的分量，何其不容易。況且，人的體能、生命力，總有衰退的時候；何種年歲、什麼狀態下開始衰退，因人而異，總之，寫作最需要的想像力、創造力、持續力，必然會衰退。
二
其二，寫不好，就不要寫。
我的寫作歷程特別幸運，一直受到很多人愛護和協助。我有多篇詩作的來源，直接、間接得自許多人的啟示；不少詩句，或一字一詞，因有人指點、修改之後，更恰當、生動、有力。我將另寫一篇文章，就記憶所及，詳盡記述學詩以來，這些珍貴的一字之師、一句之師、靈感之師。
其中，付出最多心力成就我的二個人，一位是我太太莊芳華。
芳華是我屏東農專的學妹，在校時，我是校刊《南風》主編，她是助理編輯，但她課業比我優秀，知識能力強我甚多；她曾領過畜牧科第一名獎狀，而我一直徘徊在退學邊緣。並且，我出身農村家庭，我的叔伯整個家族，和文化涵養沾不上邊，也看不出任何藝術細胞的遺傳；芳華出身書香望族，雖然她父親家道中落，但她和兄姊一樣，承襲家風，具有音樂、美術等天分。我多少受到一些薰陶。
結婚嫁到農鄉，芳華放棄自己的音樂夢想，將所有才華，傾注在三位子女的教養；教書之餘，攬起大部分家務，還要分擔農事，備極辛勞，我才能安心教學、耕作，還可以偷空握一握文學的筆桿。
子女長大成人，芳華負擔減輕，但這時電腦興起十分普及，我自甘落伍不去學習，卻又貪圖科技之便，逐漸改變長年以來寫字像刻鋼板「雕琢」的習慣，文稿草率，交給芳華幫我打字之後再訂正，有時順便額外服務，幫我修改字句。有幾篇詩作的靈感，是我們一起出遊，沿路聊天、相互激盪而生。最典型的實例是，〈他還年輕〉這首詩，主要意象是芳華的創意，比喻台灣還是地質尚未穩定的年輕島嶼，需要我們去愛護、去疼惜；與我心戚戚焉，又吻合「我雖已老、他還年輕」的晚年心境，一代傳一代、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觀。我便佔為己用。
對芳華實在很不公平，我早就應該恢復青、壯年時期的「獨立創作」，不該再剝削她的才分。
另一位是我女兒吳音寧。
一九八○年，台灣還是威權體制戒嚴時期，美麗島事件剛發生不久，我應邀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Workshop），為訪問作家，歷時四個月，和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大陸作家的交流，思想受到很大衝擊，回來之後，詩作少之又少，近乎停頓，創作轉而以散文為主。直到一九九○年代中期，新的組詩〈再見吾鄉〉才勉強構思而成系列詩作，但詩藝上總覺得不夠圓滿，很沒有信心。
當時音寧從法律系畢業，決定放棄煎熬了兩年的司法人員特考。正巧《台灣日報》「重回」民營，詩人路寒袖回台中報社主持副刊，音寧去應徵編輯被聘任。這是音寧非常重要的文學磨鍊機會。
那個階段我的詩作大部分投稿台日副刊，必定要通過音寧的審查，開始會給我一些意見，自然而然成為我的品管部門，而且審查標準越來越嚴格，時常被退稿，指出某些地方的缺失、要我修改。她最常講的話是：不行呀！寫得這樣爛，拿出去發表，會被人瞧不起，有損你的名聲。
最嚴重的時候，我曾經受傷到很長時日不開口說話，顯然嚇到她，趕緊放了一張紙條在我桌上：老爸，千萬別沮喪、別氣餒，我們吳家本來就是靠慢工出細活，不必急……。老爸加油。
我有兩首詩：〈寫詩的最大悲哀〉、〈我仍繼續寫詩〉，寫得很苦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熬鍊而成。
音寧不只提供我修改意見，有時會直接幫我潤飾，竟而逐漸養成我對她的依賴性。《他還年輕》這一冊我的晚年詩集，多處詩句其實是音寧的筆調。她的思維比我新穎、深刻，文字功力比我活潑得太多了。
但音寧確實很忙碌，為了實現農鄉願景，花很多時間和農民「交陪」搏感情、共同守護家園，處理鄉親各種陳情，要做的事永遠做不完，自己想寫的文章那麼多，只好擱下來，我卻每寫一首詩，就要求她「幫我看看」，還一再催她，有時被我催煩了，說出重話：寫不好，就不要寫，又不會怎樣。
她的意思是，自己沒本事寫出好詩，乾脆就停筆。
是呀！寫不好，就不要寫；寫了也不必急於發表，我必須如此自我要求，不該再煩音寧。
三
其三，在書桌與街頭之間擺盪。
我從年少學詩以來，至今，凡購買得到的中文詩刊、詩集（包括翻譯），很少錯過，並且認真閱讀，兼及散文、小說等文學作品，但我是單純的愛好者，喜歡直接沉浸在作品的欣賞，不太花心思探究什麼流派、分析什麼主義的理論。猶如詩人與詩人之間、詩社與詩社之間的是是非非，我也不太有興趣。反而更關注社會現實。
高中階段我曾在台北就讀三年，正是思想成長期，逛書店和書攤，遠比花在課業上的時間還要多。應該是性情加機緣吧，除了耽讀文學作品，同時接觸到不少政治評論、社會思想的書籍、雜誌，啟萌我背反威權體制教育的歷史觀、文化觀，激發出我追尋社會公義的強烈熱情。在我年少的習作中，「表現了一個有心用世的年輕人的壯志與苦惱」（張健：《飄搖裏》序）這一類作品，所佔分量不輕。
年輕不知禁忌，本性又率直，平時難免好發議論，惹來不少「調查」，幸而都有貴人相助，才有驚無險渡過。一九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暗潮洶湧，到一九八○、九○年代風起雲湧，我不顧教師身分，和「黨外人士」有所交往，不由自主投身其中，為宣揚自由、民主、平等的基本信仰，無數個夜晚，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一個鄉鎮又一個鄉鎮，慷慨激昂站台助講。
一輩子定居農村，我的生活向來簡樸、知足，沒有任何名位野心，純粹只是「有心用世」的社會懷抱。感謝文學，仿如真誠友人，一直緊密相伴，明鏡般隨時鑑照本心，才能拂去矇蔽是非的塵垢；才能適時拉住我，未捲進權力漩渦。
多年來我傾力支持過的從政人士，固然不乏始終如一、清廉自持；但我看過更多權力爭逐中，不知不覺陷進私心算計、戀棧功利、耽溺逸樂的泥沼，逐漸背離初衷、遠離公義。每每為人性如此容易墮落，難以抗拒世俗誘惑而唏噓而惋惜。
最沉痛的是，誰在「建設台灣」？我們耗去整個世代的改革熱情，去對抗專制獨裁，推動民主體制，卻放任開發主義思維，「自由」泛濫，無限膨脹，縱容財團結合大小官僚、地方政客，巧取豪奪，「拚經濟」成為全民最高共識，只要打出這個口號，堂而皇之，什麼都可以容許、必須容許，如果出面抗議，不只要面對龐大警力，往往會被扣上反商、反經濟、阻礙進步的罪名，加以撻伐，早期還會以環保流氓伺候，依法整肅。
我們這一世代，確實「創造」了富裕「奇蹟」，然而攤開來看、不容否認，所謂的「經濟成果」，是掠奪了多少自然資源、糟蹋了多少生態環境、死滅了多少河川、污染了多遼闊的土地和海岸……，換取而來？
龐大的財富，大都集中掌握在哪些人手中？誰懂得自我反省、而稍有愧疚之心，虧欠之意？
這些年來，我直接參與了幾件所謂的「開發案」的抗爭，簡稱環境保護運動，耐性閱讀一大冊一大冊厚厚的環評報告書，沉住氣「研究」來來往往公文、背景資料，最大心得是，怎麼敢編造這一大堆胡說瞎扯，深刻體會到「魔鬼總是藏在細節裡」；在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不知隱藏多少利益結構不可公開、不可現身的魔鬼。
在環境保護運動中，我認識了更多為捍衛土地正義、為維護自然環境挺身而出、積極行動的熱情伙伴、年輕朋友，他們從來不是為爭取自身的任何利益。從他們身上，我更深理解，真正為信念無私奉獻的生命意義。
他們和那些喜歡談論虛無、存在、孤絕、流浪、漂泊、放逐、游離……的文藝圈人士，關心的事物、生活的態度截然不同。
我多麼喜歡自家樹蔭圍繞的庭院中，這一間寬敞安靜的書房；我多麼喜歡書房裡一張安靜的書桌旁，沉醉在詩、文學的閱讀。然而，我不敢說自己身無半畝、心憂天下，但世間確實有管不盡的不平事，不時攪動我的心境，支使我走出安靜的書房，介入俗事，走向紛擾的街頭。而俗事，尤其是抗爭運動，多麼傷神、多麼累人呀！
每個人的能力有限、體力有限，只能選擇自己最關切、能力所及的事，盡一點點力量。年歲有時而盡，不必忌諱，我的餘年也有限，我期許自己，致力維護自然環境，例如推廣護樹、種樹，特別是台灣原生樹木的生態觀念、樸素美學，盡量彌補我們這一代的集體罪業。
詩，表現所有的生命活動，可以興、觀、群、怨，當然也是社會參與的一種方式；無論多崇高的題材，畢竟要回歸詩的本質來檢視。在書桌與實際行動、直接參與之間；在詩藝琢磨與社會功能之間，我不斷在做調適，不斷自我淬鍊。
四
我一再強調台灣原生樹種，紅檜、扁柏、圓柏、台灣杉、大鐵杉、肖楠、櫸木、擦樹、毛柿、烏心石、十分普遍的樟樹……，乃是百萬年亞熱帶台灣島嶼，獨特的氣候、溫度、濕度、雨水、土壤孕育而生，分佈高山、中低海拔山脈、平原、海濱，哪一種不是多麼珍貴。
然而短短百年間，這許許多多台灣原生樹種，幾乎砍伐殆盡，繼之大量移入殖民國樹種、移入文化霸權樹種，又在浮誇的國際化滔滔風潮迷思下，移入一波又一波商業炒作、綁標設計，美其名為「園藝」的「昂貴」樹種。無論適宜性、功能性、未來性、樹型之美等等條件，我們自己的原生樹種，哪一樣不如？為什麼會被排擠到近乎絕跡？
任何物種都該尊重，我不該、也無意批評，然而每個地區，各有獨特自然環境孕育而生的「本土」特有種，不可取代，這是十分淺顯的生態知識，為何我們台灣社會，非但不知愛惜，反而莫名其妙的輕賤？
許多文化現象，不也是類似情況嗎？扎根腳下土地的台灣意識、在地情感，就像台灣原生樹種，在各種強勢文化衝擊下，不自覺地一再流失。
我常自述創作主張：「寫台灣人、敘台灣事、繪台灣景、抒台灣情」。事實上，應該說比較「偏重」更恰當。生命形態豐繁多樣，每位詩人的創作，不可能局限在某種題材，我的詩作當然不只局限在農村、鄉土，即使同樣題材，也會深入觸及普遍的人性情感。但我從不否認自己的偏狹，猶如我從不否認我們必須多了解、多關心廣闊世界。
而所謂世界，不是由一處一處在地所組成嗎？我始終相信，每一處在地，都是國際一分子。若是對於糟蹋身邊土地的行徑視而不見、默不吭聲，有什麼資格談什麼國際？在地與國際本來不該是對立的意涵，但所謂國際化論述，經常隱藏侵略的、壓迫的本質，以及作為疏離在地、看輕在地、扭曲在地的藉口。
時代風潮滔滔奔流，資訊如排山倒海，快速淹沒每一世代「風騷」人物；詩名如過眼雲煙，我從不妄想自己的詩名可以流傳久遠，更不妄想揚名海外。終我此生，只求多為保護生態環境，實實在在盡些心力。如果台灣子弟，從我的詩篇中有些體會，更懂得尊重自然倫理，更懂得珍惜自己、珍惜萬物的生命價值，則是我奢侈的願望。我要特別感謝。
這篇後記，原先設定的篇名，直截了當，就是：最後一冊詩集。「洪範」葉步榮先生期期以為不可，建議我加上：也許，保留希望。我明知希望渺茫，不敢違逆好意，仍然遵從。
二○一四年九月八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