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學術論文的書寫典範 王潤華
一、學術著作閱讀愉快的經驗
我一口氣把辛金順的論文《知識份子的存在與荒謬―錢鍾書小說的主題思想》，從頭到尾讀了兩遍，這在今天出版的學術專著或單篇學術論文，很少有如此愉快的閱讀經驗。他的論文雖然理論結構複雜，引經據典，深度分析，充滿真知灼見，但行文通暢，不像時下許多學術論文，炫耀西方理論，故意玩弄詭譎的文句，詰屈聱牙，難於閱讀與消化，往往令人看了不到十分鐘，就身心疲憊。
所以這本論文，是撰寫學術論文的典範。尤其研究生，年輕學者，一定要多讀幾遍。學術論文需要給讀者帶來愉悅，不只是學術價值、真知灼見。只有讀了這本紮實的學術著作，您才敢問：誰說閱讀學術著作是畏途、單調無味？
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轉移
辛金順的論文《知識份子的存在與荒謬―錢鍾書小說的主題思想》，其次告訴我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轉移，就如今天的資訊科技，瞬息萬變。文學研究者需要一定的掌握能力，才能運用自如；尤其在運用／挪借西方理論做為研究方法時，更需要敏銳的警覺與反省，才不會陷入西方理論的盲井中。而在這方面看來，辛金順在操作理論前，具有很好的自覺和省思：
每一種理論都存在著洞見與盲點的辯證關係，因此，在借用讀者反應理論時，筆者將摒棄此一理論的某些觀點，並不盡然以讀者的主觀視角做為解讀的唯一法則，或讓主觀批評進行自我的無限擴張。在這裡，本論文的論述將會考慮到作者主體被閱讀和理解的效應，雖然，作者與文本中的敘述者並不等同，而且文本一旦在完成之後，便與作者脫離關係，變成另一種意義的存在，但誠如艾柯所說，在注重文本的同時，卻認為作者與文本的詮釋毫無相關，並將之排除出去的作法，無疑是顯得太過武斷。（艾柯，1997：79）因為在詮釋文本時，讀者還是必須尊重作者當時所處於的社會和時代背景，以及其寫作的具體語境，這樣才不會在無限多的詮釋可能性中形成真空式的漂浮。
很明顯的，他擔心目前學術界常常發生的「過度詮釋」的行為，所以在認知作者、文本與讀者間所形成的平衡關係上，他也有自己的一方見解：
另一方面，在對文本進行解讀的活動中，也可以經由此一規範制約「過度詮釋」的行為，畢竟文本向閱讀開放所衍生的歧義性並不等於無限性，它仍然是有其特定的意義限制的。所以，為了不使閱讀過於偏離作者，這裡乃是把文本與作者視為第一主體，而讀者和閱讀行為則構成第二主體，由此，以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交涉，而開展出本論文的論述策略，即通過第二主體對第一主體的再生產，把第一主體擺放在第二主體的解讀和評價中，以去探尋其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從我個人比較熟悉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這個小領域，近幾十年來，研究典範的瞬息萬變，
如政治環境的變化、科學思維衍生出來的分析方法、資訊科技如何在二十世紀以來，一直影響著我們，並一直成為我們研究典範導航系統。譬如科學與其衍生的資訊科技，今天隨著全球化，主宰著全人類的生活，支配著我們的現代生活與思想，學術研究更加如此。余英時在一篇論述二十世紀科學典範下的人文研究的論文〈回顧二十世紀科學典範下的人文研究〉中指出，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一直奉自然科學為典範。這因為自然科學如物理所獲得的知識具有普遍性、準確性、穩定性，其方法也十分嚴格。所以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學典範的引誘下，向科學靠近學習。實際上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學院文化思潮的翻來覆去，不斷創新批評理論。在近二十年，個人的、人文的、社會的思考又重回文學的領域，加重非「普遍性、準確性、穩定性」的思考與因素，比如辛金順論文中運用的讀者批評理論。
新思想、新研究方法、批評方法與視野、新理論，現在常用典範或思想模式（paradigm）來通稱、目前在學術界，這是一個很時尚的名詞。英文paradigm指思想的方式（patterns ofthinking），它影響人對世界的看法，因而改變了現實。王賡武在一篇〈典範轉移與亞洲觀點對研究與教學的影響〉論文中指出，目前出現許多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s）。西方思維模式的轉變，通常由於學術思潮所造成，或是對社會變化所引起的反應。在亞洲過去五十年來，特別是那些新興國家，思維模式轉變，往往由於大環境，尤其政治經濟的改變與發展所造成。目前影響亞洲各國學術界研究就的新典範，根據王賡武的說法，可分成二大類型。一種主要在西方產生，這是知識驅動型（knowledge
driven），另一種是環境變遷所造成，那是第三世界的思維產品。王賡武把目前比較顯著的，對亞洲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在研究與教學有影響力者，列出十種新思維模式。其中屬於環境轉變型（situational shifts）者，有四種：
（一） 從殖民轉變成反殖民思維模式。
（二） 從古典／傳統轉變成現代／西方思維模式。
（三） 自由開放社會科學思維模式轉變成馬克思思維模式，然後又轉變會回去。
（四） 從重視文化詮釋轉變成排除文化的詮釋，然後又重新重視文化的詮釋。
其他主要由西方入口的思維模式有六種：
（一）後現代
（二）性別研究
（三）東方主義
（四）歷史終點論
（五）文化衝突論
（六）沒有邊界的世界論
以上這十種新思維模式，雖然會有所爭議，甚至說某些不能採納為思維模式典範，但至少好幾種思維模式對人文與社會科學各學科，尤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廣泛的影響力。在這些思考的典範中，至少用在中文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上，無論是從殖民轉變成反殖民思維模式，文化詮釋轉變成反文化的詮釋，還是東方主義的思考、民族主義無一不在。我在下面綜合性，選擇一些實例加以說明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文文學與文化的論述中的關鍵性。尤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轉移，更是導致閱讀的改變，所以金順說：
另一方面，通過時間的兩相對照，三十年前後，一些讀者對錢鍾書小說閱讀觀點（reading point）的轉換，闡釋的不同，立場的紛歧與評價的迥異，無疑徵示著錢氏的小說是具有其之可讀性的一面，換句話說，錢鍾書小說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可供讀者以各自不同的社會與歷史「視界」（horizon）來加以詮釋，使其在不同讀者的閱讀下呈現出多面的含意。
辛金順所說「錢鍾書小說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可供讀者以各自不同的社會與歷史」又帶出貫穿該書最大的解讀方法，即：文化批評。
三、 在後結構主義、後現代、後殖民主義衝擊下的文化批評
其次，此一論文，無疑體現了文學研究成為文化批評的新典範研究。
就當下而言，這是一個後學時代，目前文化研究的三大潮流，都姓「後」：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後學的研究潮流促使一切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文學，加上後姓之後，便從文化的廣大角度來研究文學。姓後的學術思潮解構了意義結構、文本結構與詮釋方法姓，於是包括文學批評在內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便出現了。這個學術思潮由許多東西方文化思想家突破性思考下產生的，有些是社會環境，他們都肯定文學是社會、政治、文化歷史、性別、民族等力量爭鳴的場所與產物，因此以新的文化研究超越或取代傳統的狹窄的文學批評。他們多說明，少評價，與其評論其重要性，他們更重視把文學作品與文化產品與事件聯繫起來論說其關係與意義。因此他們的研究與發現往往超越經典名作之外，肯定其他有價值的被正統思想埋沒的作家及作品，以及許多文化課題。
使用文化批評時，有所偏重時，往往將促使批評進入另一種不同名稱的批評話語，它與文化批評重疊交錯的重要幾家是馬克斯文化批評（Marxist Cultural Criticism）、女性主義文學批評（Feminist Criticism）、性別文學批評（Gender Criticism）、後殖民文學理論（Post-Colonial Literary
Theory）、新歷史主義（NewHistoricism）。然而，在這方面，辛金順在論文中卻輪流使用另一種不同名的批評話語，請看下面：
從承載著西方文化訊息的話語中，可以窺見錢鍾書有意通過這種書寫策略去反映小說中的文化殖民現象。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說他是以殖民文化的視角去審視其小說中的一些人物或事件，以致在這視角下所觀照出來的知識份子和社會景觀，都具有人格蛻變和畸形的特徵。同時必須在這裡指出，錢氏這種將外來話語硬植而產生語意混亂和破碎的雜交方式，是隱含著對中西文化錯位中一些找不到身份（identity）的知識份子之反諷，他們表面西化，體內卻遺傳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血液，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文化雜交點上，他們實際上無法在文化的語境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
四、由單元走向多元化的文學批評
在此，請再閱讀辛金順論文中的這一段話：
往往是一種對話與思辯的過程，在面對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文本，不同的視角將會呈現出不同的詮釋面向。而作為一個讀者，穿行於文本之中，隨著閱讀進程而不斷轉換自己視點的同時，是有必要向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作者進行一系列的對話與辯證，以拓展廣闊的閱讀視域和從中理解更新的意義。因此，這一場閱讀，不只是讀者的一種參與和闡釋活動，甚至也可視為一份對文本意義的建構和指引。
無可否認，文化批評帶給文學批評另一項革命是推翻長期以來詮釋文學作品意義時，一直著重單向、固定、唯一的層面的思考方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其他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讀者反應文學批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家都指出，教師的工作即把每篇作品的直接意義都硬性找出來，而後傳給學生。這種教條式的教學所了解的只是字面意義，文本所引申或涵蓋的多層面意義，就完全被忽視省略了。巴特認為所有字或語言都是模棱多義的，沒有所謂正確或不正確，文學批評家的主要任務是不斷的給作品提出新的意義，而非限定或局限作品的意義。因此今天以作者或權威學者為中心的傳統閱讀或詮釋為唯一的方法，已被否定與推翻，文本中的意義只有通過讀者的不同的社會生活經驗，才能較完整的詮釋出來。在不同的時代，每部作品都可以找出新的意義。把讀者召喚回來，是目前文學批評的一大突破。
五、詩人批評與挖掘「存在的遺忘」
辛金順是詩人學者， 有實際創作經驗，
就是愛略特（T‧S‧Eliot）所說的「詩人批評家」（poet-critic），他對小說的透視力，遠遠超越學院培養的學者，我發現他與作家如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所認識的小說藝術奧秘很相似，也非常前衛，兩人都喜歡海德格的哲學出發去思考。米蘭‧昆德與辛金順都抱怨目前的小作家多受科學單面向的性格的影響，將人生簡化為一般單純的客體，將生活的具體世界，尤其內在的、潛意識的，排除在視野之外，讓我們看不見生活的整體與自己，陷入海德格所說的「存在的遺忘」。人的具體存在、人的生活世界，不再具有任何價值。所以辛金順重要挖掘與以前學者所見的《圍城》的不同，這完全可從他論文架構中所設定的三個章節窺見一斑。
第一章 文化命題：審視與反思
第二章 情感命題：追尋與失落
第三章 人生命題：存在與虛無
而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曾指出，歐洲小說在人類文化中的偉大價值，正是對這被遺忘的存在進行探索。正如辛金順指出，錢鍾書在這部小說裏，發現了中國人種種不同面向。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裏說，簡單扼要的，精彩萬分，說明歐洲的小說家掘了人類多種不同的面向：如山繆爾‧李察生（Samuel Richardson）檢視內在發生的事，揭示感情的秘密生活；巴爾扎克（H.
Balzac）發現人在歷史裏頭紮根；福樓拜（Flaubert） 探索無人知曉的日常生活的土壤；托爾斯泰（Tolstoi）俯身探視非理性如何俘虜人類的行為；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與喬艾斯（James Joyce）探測無法捕捉過去與現在的時光與回憶。湯瑪斯‧曼（Thomas Mann）懷疑現代人還是還是沿着古老的神話的腳步走去。
歐洲小說，從現代開始，帶着認識的激情，深入探索，並保護人的具體生活，對抗存在的遺忘，認識和發現人的種種生活面，纔是小說存在的理由。所以辛金順在其論文中的發現與發掘，進而深入探討出錢鍾書企圖以小說書寫，深刻地銘刻中國人種種不同的存在面向，無疑是慧眼獨具，且別有意旨的。
最後，在這裡，我僅用辛金順這段話結束我對其論文的讀後感：
這是一種對人性存有的反省態度，而反省，正是每一部偉大和真誠的小說最深沉底憂鬱之所在（盧卡奇／楊恆達譯，1997：58）。對錢鍾書而言，這裏頭，卻是含蓄著他身集中、西文化知識份子一份存在的悲感。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幾乎很少人像錢鍾書那樣，對知識階層做出尖銳的諷刺和無情的批判。而在諷刺與批判的背後，他企圖以超越的姿態，去跨出歷來中國知識份子所持抱的身、家、國之傳統觀念，並將自己的關懷投射向人、人性、人生的存在思考。所以，在《圍城》的序裏，他就開張明義的說，他想寫的是「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可是他的終極視角，並不是囿於自己所歸屬的這一知識階層類，而是對「無毛兩足動物基本根性」的警悟。（1995：xv）就這一反省，從深沉意義來講，是一種生命的揭顯，也是一種追尋自我的存在思索。
而這樣的存在思索，也是辛金順此論文中，一個至終的探思與追尋。
*序者：南方大學學院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