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促的記者 公民新聞、媒體與社會

　　公民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與操作，更是網絡與個人傳播設備普及後一個方興未艾的現象。公民記者的出現，代表專業記者在報導和評論公共事務上已脫離人民的期待。

　　不管是民主或集權國家，跟傳統新聞記者一樣，公民記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別。公民，而為記者，這是另類新聞的建構，對建制新聞的一種不滿和挑戰。

　　「匆促的記者」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著重公民記者「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專業記者「唯利是圖」的急就章。兩者的互動牽涉公民社會與主流新聞媒體的為與不為，關係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生活經驗的取捨。

　　由於歷史因素、結構和環境使然，中港台的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論是追求利潤的異化，或依附權勢的腐化，主流新聞媒體的墮落都有脈絡可尋，公民新聞的理念和實踐也因此有相當差異的走向，反映出整體需求與個人機會安排的分野。

　　這是第一本比較中港台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專著。透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匆促的記者」嘗試在名詞和行動之間，檢視公民新聞的促因、守門人和新聞界限、公民社會的擴張、微博與新聞自由、獨立媒體和財團壟斷、公民記者和國家機器、與新聞何去何從等問題。
 

作者簡介

張讚國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