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883年,德國狄爾泰(1833-1911)《精神科學引論》反思康得或者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來形而上學的弊端,提出精神科學的歷史理性批判立場,即在人文學科中倡導經驗事實與邏輯推演重構文化系統整體相結合的方法。狄爾泰主張概念不再來自於先驗假設或者推論,而是來自活生生的經驗,來自個體意志自由為前提的對人類意志、人類心靈整體與部分關係的洞察;主張人文科學研究領悟藝術、宗教等既存在於心靈之中,又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精神生活實體化歷史過程,其為人文科學在西方傳統學術與現代科學方法結合上提供的認識論基礎,將人文科學的支撐點從傳統形而上學的先驗假定概念、或者實證主義的歷史細節考察,轉移到歷史探討與系統探討相結合方法,可謂開科學人文學科之先河。
大體同時,俄國維謝洛夫斯基(1838─1906)《歷史詩學》(1870─1906)倡導在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制約下,以實證為基礎的研究文學過程的歷史比較方法,倡導在各個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學現象和過程基礎上,揭示人類文學藝術形式發展的共同規律的歷史的、歸納的詩學,可謂開科學詩學之先河。
在維謝洛夫斯基歷史詩學基礎上,1921年,日爾蒙斯基(1891─1971)《詩學的任務》使用符號學整體思維方式,將文學現象視為一個整體,明確提出風格是各種手法統一體之功能,並明確提出從素材─手法─風格建構科學的詩學體系,可謂文學符號學之萌芽。1968年,索科洛夫(1895─1970)《風格理論》是日爾蒙斯基關於建構以風格為核心的科學詩學理論假設的嘗試之一,只不過索科洛夫把日爾蒙斯基的「手法」改為「形式」。
由維謝洛夫斯基開啟的20世紀俄蘇詩學在文學實證基礎上界定了文學基本概念文學手法、文學審美風格等,並借助符號整體性思維方式討論了文學手法與文學風格之間的關係。遺憾的是,由於俄蘇詩學沒有嚴格按照符號結構方法闡釋文學經驗事實,比如缺乏建構意義性理論體系必須完成的研究起點、單位等基本規定,因而沒有成功建構邏輯一貫到底的文學符號學。
與索科洛夫《風格理論》大體同時,法國羅蘭.巴特(1815─1980)《符號學原理》(1964)《文學批評文集》(1964)《S/Z》(1970)等雖然使用符號學方法研究文學現象,並在葉姆斯列夫基礎上提出文學符號屬於第二性附加意義系統,符號意指是從形式到內容的過程等重要觀點。但是,相對於俄蘇詩學而言,羅蘭.巴特的文學符號研究沒有明晰的文藝學概念界定以及文藝學理論框架,文學符號第二性附加意義系統究竟怎樣從形式到內容的過程並沒有說清楚,文學實證基礎也缺乏俄蘇詩學的大量文學作品考察。
本書是筆者三十餘年研究的成果之一。在索緒爾語言符號學、羅蘭.巴特第二性附加意義系統基礎上,筆者還借助於皮亞傑結構層級、貝塔蘭菲開放系統展開推演文學符號結構層級,從文學符號的起點、單位開始,邏輯一貫到底地討論文學符號連續構成過程,從符號─結構角度闡釋自然語言與文學、文學手法與文學風格、文學客體與文學主體、文學活動與其他精神文化活動之間的關係。
在西方模仿文學系統與中國言志詩系統經典作品文本考察基礎上,筆者發現,文學符號內在結構構造過程不限於兩個結構層級,而是一個多結構層級整體;文學符號多結構層級整體,即俄蘇詩學曾經討論過的包括文學手法到文學風格的整體,它是一個包括四個結構層級嵌套關係之整體:最小文學手法、文本文學手法統一體、文本純文學風格、文本文學審美風格。
人生有涯,學海無涯。筆者只期望以自己的生命體驗參與嚴謹的文學符號學理論建構。學力、精力有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癸已年(2013年)正月初八,心遠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