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辛亥革命為20 世紀中國之頭等重大事件，此乃國史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革，即中國之傳統與現代之重要分水嶺。就政治而言，由帝制而共和；就經濟而言，由農業而工業；就社會而言，由男尊女卑而男女平權；就學術而言，由儒學而西學。由是以降，中國之政教經濟文化，遂見中西涵濡，而由一舊中國轉變為一新中國。
回首百年前之辛亥，中國時為列強所瓜分，滿清無力應對，國既不國，繼二次鴉片戰爭（1858－1860）後再有八國聯軍之役（1900－1901），京華國都，兩度淪陷，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國家受盡凌侮，此為近世中國之罕見。全國各省志士仁人即由此驚覺，奮然起而救國，由督撫以至改革派、革命派，無不共同熱望改良中國至富強之地，求我大漢華夏各族共享安榮。此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皇室，最終得以成功的主要動力。然革命乃破壞，推翻滿清，有待重建，此「盤古開天」，仍需「女媧補天」。辛亥雖告建元，立國共和。然時不我與，內憂外患，相繼而至，天下由是大亂。孫中山遂於中華民國建成之後，仍然繼續出力，此乃「革命尚未成功」，故「同志仍需努力」。歷民初政局至五四運動，起而號召同志反袁、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逐漸孕育出《建國方略》、《三民主義》，為新中國重建，立下民族、民權及民生三大重要建國藍圖及方向。迄今百年，始漸見中國民族國家「造國」之成形，民生日見豐足，而民權亦日受重視。清末民國，全國志士仁人追求國家「現代化」之富強想望，於今始見端倪。其間百年歷程中，由起念，追求，試驗，失敗，成功，歷盡無數艱辛、酸甜苦辣，辛亥革命以降的百年中國，譜寫了中國蛻變的樂章，也造就中國「火鳳凰之再生」之重大經歷。至今踏入21
世紀，始見盛世之曙光。
若以1895 年甲午戰爭及香港興中會總會之創立，至1912 年清室之退位，作為辛亥革命運動之起迄，前此百年始於嘉慶六年（1796）川楚白蓮教亂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對日戰敗，為清室由康熙、雍正、乾隆（1662－1722，1723－1735，1736－1795）三朝盛世轉衰之時期。而由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至今百年，則為歷經20
世紀上半葉民國內戰及日本侵華的大動亂，轉而至1949 年新中國建立至今，漸見兩岸中、台、港、澳四地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邁向現代化，是為由亂入治之時期。辛亥革命前後各二百年中國之發展，其歷史形態明確地顯示：乃由盛轉衰，而繼之以由亂入治，而繼之以由亂入治的中樞。
就中國之領域而言，前此清朝立國版圖，為本部十八省及藩部之蒙古、新疆、西藏；而今日之中國「範圍」則漸見擴大，包括兩岸中、台、港、澳四地及亞非、歐美、澳紐五大洲之海外華人。就後者而言，此為辛亥革命前後百年由盛轉衰，由亂入治，促成國人流徙四方，出現「華人」全球性之大遷移。其中顯例，即為1899
年福州黃乃裳（1849－1924）主張移民南洋，開闢新天地，積聚人才與錢財，使日後可以「整理我華夏既殘之局」，回饋祖國。此後國人隨著戰亂離開國土，流移海外。漸由前此國族之花果飄零，而至今得見開枝散葉，亦見海外華人之相繼回饋祖國，其中「華僑乃革命之母」一語，最能證明。故中國已非傳統之一個狹義中國，而為現代廣義之大中華，此即本土與海外「華人」兩元體系之形成，此當為辛亥百年前後之大變。
本書所收集之辛亥革命群像，包括統治階層、改革與革命三方面的部分人物。涵蓋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精英之活動記錄，無疑使百年後的我們，得以重溫辛亥時期歷史人物的風貌，藉此刷新我們對其時大變革歷史記憶，書中人物的志節與成敗，無疑為中國這一古老國家及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身影及精神亮光。這也許是本書出版的意義之所在。
是為序。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2011 年6 月27 日
序二
6 月某日，本書《辛亥人物群像》的其中兩位編著者蔡思行先生和區志堅博士持文稿來公司探訪，並希望我為之序。我聽到他們說明出書之原委，非常感動。區博士三十許，蔡先生未足三十，而另一位編著者彭淑敏博士也是三十許，這年齡不正是辛亥時期參與革命者的年齡？他們的熱情和堅持不也正是當時那個火紅年代，燃燒了神州大地的熱情和堅持？
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匱乏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世界的華人社會都在鉚足全力，用盡心思來紀念這個偉大的年份。對於三位青年學者而言，還有什麼比用這種方式更恰當的呢？
我在兩岸都拜讀過不少類似的作品，但此書可讀性與學術性兼顧，卻是僅見。在百家爭鳴、汗牛充棟的香港出版物中，相信可收「一紙風行」之效。
書中收集了辛亥時期有關的代表人物共六十六位，由不同人士或學者來編，可能選擇的代表人物會有出入。這不要緊。重要的是這本書會引導讀者產生極大的興趣和好奇心，以進入辛亥革命甚至中國近代史的大門。
一直以來，我對香港的歷史學界有很深的期待。香港以往被稱為是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甚至是「借來的人群」，其特殊性可見一斑。因此香港自始就扮演著一個前所未有、與眾不同的角色。在上個世紀中葉大陸政權變易之後，很多了不起的學者如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選擇兩岸以外的第三地——
香港，發展現代新儒家思想，希望為中華文化保存命脈，為苦難的中華民族尋找方向。現在「花果飄零」的中華民族終於有機會看到華枝春滿、花團錦簇的氣象。
兩岸的歷史研究受制於政治，多從本身的角度來著手，難免失之於過度主觀或流於「傲慢與偏見」。有時研究同一歷史事件，必須分析兩岸文獻，求其「史源」，披荊斬棘，突破重重障礙，方可找到正確路向，發掘歷史真相。海外學人，雖有「客觀」環境，但鞭長莫及，亦難掌握全貌。
香港學人，居此福地，能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必可發揮各種優勢，運用豐厚資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開闢一條嶄新的無礙大道。
盼共勉之。
潘漢唐( 亞太台商聯合總會會長)
2011 年7 月3 日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