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從當前事務到本書主旨
「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文化」，看見這樣的字句，讀者大可問道：「誰是『我們』？」答案則任人而定。然而沒有人能夠說出：本書敘述的這場演化歷程，到底有哪些個人或哪些群體，可以視自己為其中一部分──只看這一點，便顯示當前的失序。
這種狀況，源頭正來自這場演化歷程本身。我們的文化如今又陷入那種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的階段，亦即許多人覺得有迫切必要（當然有其理由）築起牆來，與過去畫清界限。彷彿老祖宗留下詛咒，使人見了當前事務就感不快。也有些人專挑某些時期加以抨擊或特意忽略，結果所謂國家民族、宗教文化，種種出身傳承都成了可以選擇的玩意，隨自己的高興、想像，找地方去「刨根子」。倉儲裡堆放的各式傳統和教義過豐，因為文化已年華老大，正有在分家拆夥的跡象。
恨不得趕快奔離解脫的心態，也說明了為什麼許多人覺得西方這玩意務須譴責，卻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用什麼，或有什麼，可以拿來全面地取代西方。何況說起來，西方文化本來即非完整一塊，若做此想首先就與事實相反。西方也者，向來是一系列沒完沒了的對立事物──宗教上、政治上、藝術上、道德上、風土上，自首度遭逢衝突之時開始，至今多數依然糾結未休。因此斥責抨擊並不能使人自由，從恨惡的事物之中脫身；一如故意忽視過去，同樣無法擺脫它的影響。且看街頭的年輕小子，耳裡插著隨身聽的耳機聽著音樂──即與馬可尼以及此曲的作曲家發生關係。博物館的訪客，凝目注視林布蘭畫作，接收來自十七世紀的訊息。馬丁．路德．金恩的熱烈追隨者，亦不妨止步回想一下自家領袖大名：此名喚起了當年新教革命的思維，將二十世紀與十六世紀聯絡起來。
日常生活方面，不分國內外，若有任何人接受某種形式的社會安全福利，均係受惠於歷來眾多理論家與行動家的努力，這些人形形色色，從南丁格爾、聖西蒙到俾斯麥、蕭伯納，各有不同。政治避難者發現，比起自己逃離的那個國家，東道新國顯然更覺意趣相合，因此如今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亦多虧千千萬萬的思想家和實行家的英勇作為所致；他們也許聞達於世，也許沒沒無名，有的是烈士有的為普通小民，卻同為政治自由的大義而戰──雖然經常係彼此為敵，互相爭戰。
如果新出爐的公民，轉而批評他新選擇的國度，指責其政策及政客，卻能安然不受懲罰──他所以能享有這份特權式的休閒活動，正因為前有伏爾泰這類人之故。當年伏爾泰本人，便不得不溜過邊界避禍，方能繼續異議不休。甚至連那些恐怖分子，駕著一車炸藥，開進他們痛恨的某個國家的某座建築物──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自外於他們將要毀滅的事物：他的武器，是諾貝爾及內燃機引擎發明人的作品。就連他所獻身的大義，也曾有威爾遜總統等主張民族自決，索雷爾、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等認為暴力有理，先後辯論宣揚。
看出這些個中關係，便得窺西方文化的果實──人權、社會福利、機關器械，並非如野草般自地裡冒出，卻是無數人手、人腦產製的作品。
我引用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大名，他們之前卻還有如今已遭人遺忘的前人，他們之後亦有來者將某個思想反覆訴說，才終得眾所首肯成真。這些前仆後繼的作為，影響力量持久，所謂「過去依然活著」之意即在於此，形成了如今稱為「文化」也者的實質內涵。
人類行事無他，全賴大小發明者開拓先創，其餘人等模倣效行。有才者指出路徑，立下典型法式，一部世界史, 就是不同典型法式之間的相較競。
威廉．詹姆斯（一九○八）
文化──何等字眼！直到幾年以前，文化猶只意味著兩三件相關事物，容易懂又各自分明。如今卻成了全方位的多重術語，涵蓋一堆大雜燴，彼此相互重疊。人人談著寫著的所謂文化，幾乎包括社會任何環節。先是反文化，然後是許許多多次文化：族裔文化、公司文化、青少年文化、大眾通俗文化。《紐約時報》某篇社論甚至討論紐約市警察部門的文化；旅遊版一文則區別搭機旅遊文化與巴士旅遊文化之不同。同樣別忘了還有科學、人文兩「文化」的分道揚鑣，此事真正遺憾－－正如夫妻因「文化不協」而致離婚一般。藝術家更感到誘惑──不，應該說是職責所在
，非加入對抗性質的文化不可，因為藝術家天生就是「其文化之敵」，正如他是（同一份刊物的另一頁寫道）「其文化之產物」。教育界的最新流行是多元文化觀，娛樂界的最高讚語則頒予「跨文化事件」。世局舞台之上，專家們警告文化戰爭正在醞釀。
壓在這一大落玩意兒底層的那個「文化」，意味著裝備完善之心靈的所謂文化，卻幾乎難以為繼。雖然近來已有四千項文化事項，以字典形式排列，浩浩蕩蕩光臨咖啡桌上，卻難免令人懷疑：這好不豐富的礦藏，單憑其一己之力，是否真能開拓那些久已廢耕的心靈，將之自日常的趣味提升而出，打磨光滑，去除那一身偏狹土氣。有位智者曾言：「把你當初立意所學的一切全部忘掉之後，所餘者即是文化。」然而，卻是因為什麼緣故，竟使這種意義之下的文化，由「栽培之地」（agri-culture，農業的拉丁字源，agri為田地、場，culture為耕作、栽培）的這個簡單隱喻，失去其權威地位，反而負上了明明有其他字眼可以表達的雜七雜八意義？這類一時而興起的迷你文化，顯然俱屬虛構假想，卻再度反映前面提及的分裂現象。因為有太多的人在做太多的衝撞推擠──不論往哪裡去都只有壓迫侷促：陌生人、機器、官僚規定，都將它們的意志強加吾輩。因此生起一股欲望，只想和志同道合者聚攏在一起。
這等解脫救濟，卻只是烏托邦的希望，因為小群體亦非獨立存在。它們的「文化」成分，包括了當地的風俗傳統、個人或制度的積習、階級的作風與成見、語言或方言、成長背景或專業、教義理念，思想態度、習慣用法、時尚流行，還有迷信等等。至少，也不能免於氣質性情。若要以一詞涵括起這種種組合元素：社會時代思潮（ethos）可也。想來最愛起用希臘字做新詞的報業──遑論媒體，必定很快能使它成為家喻戶曉之言。
＊＊＊
可是這包羅萬有的文化，內容到底為何？循著五百年藝術、科學、宗教、哲學、社會思想的輪廓而去，在下希望可以藉此顯示：在這段時光裡面，西方人為世界帶來了一組思想和建制，先前沒有、別處亦無。正如上文所述，文化既統一又極具多樣性，向他鄉他方廣泛借取，因異議、原創繁茂興盛──西方是最出類拔萃的混血文明。雖然拼拼湊湊、衝突時起，卻又追求著本身獨特的目的──亦即其調和統一。如今這些用意、目的，發揮到極致可能，卻帶來自己的終結。收場之態，正由我們這時代陷入的僵局顯出：國族主義、個人主義、高級藝術、嚴格的道德與宗教信仰，都有人贊成或予以反對。
如今已完全成長的「個人」，使出全套披甲的權利，包括不受權威所限、逕行「我自家之事」的權利。而且任何權利，任何活著的事物都應擁有：非法移民、學童、罪犯、嬰兒、動植物，無一例外。這種普及版的自主獨立，歷經無數戰鬥方才完成，是西方一大特色。自束縛之下解放，正是這段年月的一大文化主題，更可能是最為典型的一項。當然如此一來，反而需要越多限制，以防我的權利侵害到你的權利。
與此並行的另一主題線，則為返璞歸回原初。文化一旦精進，就變得過度複雜，遂生起渴望之心，想盡去這些繁複的安排設置，類此心態一再出現。事實上，宗教改革的主要動機即出於此，隨後又在對「高貴野蠻人」的崇拜之中再現，而且早在盧騷之前即已存在，一般以為此詞係他所發明。野蠻人信念單純，身心健康，具有高度道德，靜謐祥和，比文明人高貴多了；後者為求發達，非得用盡心機、欺瞞狡詐不可。十八世紀晚期重回這種烏托邦式的期待，十九世紀晚期在卡本特的《文明的起因與治療》中發出同樣心聲。二十世紀的一九六○年代則在年輕人的革命中再度經歷，他們或在公社生活中尋找簡單質樸的生活，或作為「花朵一族」而深信：有愛，就能將社會結合成為一家。
五個世紀以來，像這類主題線呈現出來的約近一打。它們不是所謂的歷史「力量」或「因由」，卻只是名稱，代表著種種事件、運動背後的欲望、態度、用意，某些則具現於長久的建制之中。在此提出這些主題性的統合與延續，非循馬克思、史賓格勒、湯恩比等人的傳統，建議一種新的歷史哲學。馬、史、湯三氏認為，歷史是在單一力量的推動之下，朝單一目標前進。我則寧為史家，亦即只扮演說故事人，試將男人、女人、少年（這最後一員絕不可被忘卻）之行動所編織而成的糾葛情節，理出一個頭緒；他們的欲望，才正是歷史的驅動力量。又涉入了具體物質的條件，帶來的結果難料，最後的結局不一。
這樣的故事，自然不僅止限於事件、趨勢，也關及人物、性格。因此通篇裡綴滿人像素描──有些應屬家喻戶曉，更多的時候，卻描寫常常被忽略之人。路德、達文西、拉伯雷、魯本斯等人當然必會遇到，但也有納瓦爾的瑪歌、古爾那的瑪利、瑞典的克莉絲汀娜，以及她們在歷世歷代中的姐妹。以上諸位都是以真人的形象出現，而非只是演員，因為歷史也者，最是具體、個別，而非概括、抽象。只是純為記憶方便之故，史家敘述史事，才提供綜論概象，命名「時期」、「主題」。真正的內容本身，則是那些一度活著之人的思想、行動。
可是，這篇故事為何會告終呢？當然，以字面意義而言，它並未歇業或毀去。此處的「衰頹」一詞，只表示「漸漸消蝕」，並不暗示活在這等時光之中的人，失去了活力、才能或道德意識。反之，這個時段相當活耀，充滿了深刻關懷，但奇怪的是，同時也極其焦躁不安，因為清楚的前進動線不明。它所失去之物，乃是「可能性」。藝術的各種形式，作為生命似乎已然耗盡，一切發展階段似乎已經走完，各種建制痛苦地運作著，重複、挫折是不可忍受的後果。無聊、倦怠，成為巨大的歷史力量。
有人不免會問，史家又怎麼知道衰頹何時已臨？從公開坦承的抑鬱心情看出，從四處尋找新的信仰看出。形形色色的的崇拜樣式，近來已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興起：佛教、伊斯蘭教、瑜伽、先驗冥思，文鮮明的統一教，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興宗教，其中有些教派以集體自殺為務。對非宗教性的心靈來說，舊日的理想也或已陳舊或無指望，實際的目標則以暴力行動支持餵養：反核、反全球溫室效應、反墮胎；拯救生態保護其林相及動物相（「讓狼群回來！」）；鼓吹生機食品、反對加工食品，對科技不再表示支持。回歸自然的本能衝動，激起了這一切負面心態。
這類主張正可以在一個已然無法動彈的社會裡面，集中起行動欲望。豈不見每城每鎮、每鄉每郡、每國每地，只要政府為公益採取任何措施，方才提出就必立見反制。不僅是兩個，甚至可見三四個團體，或已有組織或臨時湊成，隨時準備好理由起來反對，其合情合理之處，不下於政府計畫的主事者。總而言之，對事情時時浮動著一種敵對心態，於是某些具有不以為然之意的字頭一再出現：「反」、「後」──反藝術、後現代主義，重新發明這個或那個建制的承諾也不斷可聞。如此希望，正是以為只要掃除了現狀，就得以自行生出新的生命。
＊＊＊
就算為討論之故，假定我們的「文化」也許真在結束之中，又為何單單切出這五百年來討論？是什麼因素，使它們成為一個統合體？起始之日採用的一五○○年，係從慣例，不知自何時開始，教科書上就將這個年代稱為現代紀元之始，前幾章裡，幾乎每一頁都可以找到如此斷代的適當理由。讀者會順帶注意到，還有紀元（era）一詞，係用以表示橫跨整個五百年或更長時期──長到足以使一個演進中的文化畢其一切可能。至於時期、年代，則指紀元之內各個較短的獨特時段。
這項嚴格界定，可以有助於釐清「現代」一詞的混淆，因它已被用來代表兩段時間：一是自中世紀以後的紀元，一是另一段界定不明、據稱因「現代主義」而肇始的時期──有一八八○、一九○○年、一九二○年三種說法（中譯為分辨故，有時以「近世」、「現代」兩詞，分別代表以上兩種意義）。本書對近世紀元之內的分期，亦與一般大專用書不同，後者題材多為通史。文化的角度則須建立不同的模式：前三段各約一百二十五年，大致帶著我們從路德到牛頓、從路易十四到斷頭台、再從歌德到紐約軍械廠藝展。第四段亦即最後一段，
處理我們本世紀餘下時間。
如此分期，若非要提出理由不可，也許可以如下：四大階段，各有其主要壟斷議題──第一階段，一五○○至一六○○年間，是「宗教上應該相信什麼」；第二階段，一六六一至一七八九年間，是個人的地位與政體的形態應如何處理；第三階段，一七九○至一九二○年間，是社會與經濟的平等應如何達成。其餘則是所有這些努力混成的結果後效。
那麼又如何看出，新起了一個年代呢？可以從某項既定意向開始浮現或消逝看出。且向窗外一看：在街頭傳布政令者到哪兒去了？那些觀看熊戲，或在瘋人院門口嘲笑的閒人到哪兒去了？再者，如今還有人用「貴族味」讚美人，或如羅斯金，以「高貴」區分藝術類別嗎？再打開一本新書，看看裡面的獻詞頁，為何不再有那三四頁長的阿諛費解之詞，獻予某位爵爺大人了？這些俱已不存，正是科技、道德態度、社會層級，以及文學贊助方式都已然發生改變的徵候。
有鑑於此，報紙最喜歡使用「歷史的垃圾箱」一詞，不過這個概念，其實並非如他們以為借自於馬克思，而是英國作家兼國會議員畢瑞爾所言。然而仔細瞧去，垃圾箱中其實不似一般所想地滿。過去五百年裡，重複、重返的現象往往頻仍，姑舉一例可知：當前智識界忽然又對聖經文本及耶穌生平發生興趣。再想想另外一件殘存不去之物，照理已有資格進垃圾箱，卻始終沒被丟掉：報紙上的星象專欄。不同模式之間的較量，鮮少以一方完全獲勝而告終，被打敗的一方，往往活下來繼續掙扎──「相對物」永遠存在。
西方經驗既有如此多樣面貌——不顧後果地包攝各方民族、伸臂力及於新奇事物、主要哲思間無窮內部衝突、一再深刻地變遷足以產生獨特年代——卻又說這半個千年裡面，以「一個」文化的姿態遍歷期間，豈不有些自相矛盾？其實並無不一之處。殊不知統一性，並非意味畫一性，身分認同其實可與變異共容共存。一個人從嬰兒到老，仍是同一個人，沒有人質疑他的統一性。再者，在內戰當中，即使所有政治、社會的結合力都被打破，文化之網卻仍堅韌，將兩方連在一起。雙方說同樣的語言、為同一組議題起爭執，並記得同一個過去，只是一方看來全是錯，另一方看來卻對得很。活在同一層次的文明，家庭、政府形式、道德標準，也都保持類似。所用的武器相同，領軍的方式無二致，制服差不多，連軍階名稱、所掌旗幟，也顯示大家的做法皆有共同意義。
最後一問：思想理念真有力量嗎？某些人往往懷疑它們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懷疑者說：「藝術、思想，應該擺在它們該有的位置。對一名現代英吉利人的日常生活來說，出於伊利莎白一世的影響，可比莎士比亞為多。」深入考查他這個例子，批評者卻可看出，伊利莎白女王當時最頭痛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對付思想理念的威脅──她那些新派子民的思想；後者正與信仰天主教的同胞爭鬥不已，亦皆出於思想理念之爭。
再者，如果過去五世紀呈現出一種單一文化的場面，也是因為記憶往往頑強不去，又有記錄成癡的習慣相助。我們對歷史的態度與眾不同，我們習慣就歷史辯解、我們喜歡將事件轉化成充滿著火力的思想。我們對「過去」的這種用法，正始自引進了「近世時期」的那段年月。
推薦序
知識份子的典範 國立中正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郝譽翔
如果現在要我說出，我心目中知識份子的典範是誰？那麼，我的回答必定是《從黎明到衰頹》一書的作者：巴森（Jacques Barzun）。
當我打開這本書從頭讀起，就忍不住想要繼續閱讀下去，直到終卷，都還不能罷手，絲毫不會因為它內容的深厚，感到厭倦，或者是疲乏。余英時先生的推薦序，便是如此介紹這一本深入淺出、大可以雅俗共賞的鉅著：「這不是一本普通的史書，更不是教科書，而是一位九十三歲高齡的博雅老人一生讀書和反思的最後結晶，他面對著西方文化價值受到全面質疑的今天，提出了他個人的觀察。」而「我推薦它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窺測西方人文修養深厚的學人究竟是像什麼樣子。」
因此在《從黎明到衰頹》之中，沒有艱澀難懂的後現代理論，也沒有漫天飛舞的古怪術語，它向我們直率而熱情地展現出一種獨到的文明詮釋，而巴森時而運用譬喻，時而運用象徵，甚至還借用偵探推理小說的手法，故布懸疑。全書通讀下來，不僅洋溢著詩一般的簡潔有力，而且又充滿了引人入勝的敘事趣味。它彷彿是在讀者的面前，攤開來一大片燦爛的織錦，而巴森則是手握著放大鏡，在前方帶領讀者，一同進入這片織錦的紋路，找到交織在其中的針法、風格、線條的構成，以及美的神祕形式之所在。
譬如巴森以「『藝術家』誕生了」來看十六世紀的新與變；以「大百科世紀」來解讀十八世紀精神上的豐盈；以「物御人」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受到達爾文「演化論」和馬克思「唯物論」所影響，而產生的「物驅役人」的現象。至於，我們所切身經歷的二十世紀西方文明，巴森則是作出了最為悲觀的詮釋：這是一個「藝術家做先知、扮弄臣」的年代，俗人或俗物四處充斥，而愚昧的中產階級經過大戰的洗禮，也搖身一變，已煉成了「二十世紀中晚期的溫順消費者」。因此，巴森總結道：二十世紀是一個「常民生活與常民時代」，教育失敗，語言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誤用，而似乎除了臃腫、矯情、虛偽、暴露、享樂與衰頹之外，這個時代，竟別無所有。
在全書末尾，巴森還模仿小說的筆法，借用一篇匿名作者的狂想曲，來作為全書的結論。在這一篇讓人不禁聯想起魯迅《狂人日記》的狂想曲當中，充滿了末世的慨嘆與哀音，而最後一段曖昧的、似是而非的、正言若反的，並且揉雜了希望與毀滅矛盾兩極的寓言體結尾，看似一則戲言，但卻是含意深沈。這其實正寄寓了巴森對於這個衰頹黑暗的年代，所期盼的一絲絲微弱曙光；同時也流露出他之所以要在九十多歲的高齡，仍然辛苦提筆為文，寫下這一本五百年西方文明史鉅著的原因。在此，頗值得將它的全段摘錄，以見巴森那靈活、獨特而且一語多義的筆法：
一段時間之後，算來約有一世紀長，西方心靈又受到枯萎病的打擊——此即倦膩。病勢發作之猛，以致這些娛樂過度的人們，在少數上層的男女率領之下，起來要求改革。最後終以常見的手段強加施行，亦即不斷重複同一個想法理念。這些極端份子已經開始研讀被遺忘的古老文本，包括文字與照片，他們認為這些文字所記錄的生活顯然豐富完整多了。遂呼籲大家以新鮮的眼光，打量仍在四處閒置的遺物；他們重新打開一批批作品、藝術——長久以來，這些玩意兒都看來如此沈悶乏味，早就沒有人想要接近。他們開始區別其中的不同風格、辨別出現的年代——簡言之，他們發現了一個「過去」，並用它創造出一個現在，反而因此為我們這個新興的（或許應該說：復興的）文化奠下根基。它使有才氣的年輕人興奮再起、熱情重燃，不住地讚嘆道：啊，能活著是多麼快樂。
或許，在一個已經習慣了後現代思維的讀者眼中，巴森的敘述方式似乎太過菁英，也太過獨斷、獨裁。然而，我卻覺得這本鉅著的出版，才正是對於當前知識份子的一記警鐘。正當大夥兒陶陶然把知識當成一種時尚展演，以攻擊、破壞、解構、歪讀、戲耍、賣弄為樂事時，語言早就已經失去了它最初誕生時的旨意，也早就已經失去了它所負載的可貴的神聖性。因而當前所謂知識份子的墮落與庸俗，浮淺與自大，以撒謊為己任的本事，恐怕在歷史上是一種前所未見、足以令人嘖嘖稱奇的怪異現象。但荒謬的是，置身其中的我們，卻往往還渾然不覺。
巴森在論述二十世紀後半的〈常民生活與常民時代〉中，便不無悵然地說道：「走筆至此，不免想起一事：在那個常民氣息的最高潮期——二十世紀的下半時期，很難找到一位智識世界的人物，可以與先前曾經一一指名的前代人物並列。」確然，甚至在當代，我們也幾乎找不到一位如同巴森一般，精通音樂、文學、繪畫、當代思潮、歷史、社會、科學的全方位的博學鴻儒了。如今，每個人都被困鎖在學科的分類小格之中，以井觀天，而這不也正是文明的衰頹之兆嗎？
因此，巴森透過論述五百年的歷史，卻旨在反襯當前文明的困境，而字裡行間，也屢屢流露出一個知識份子的憂心忡忡。經濟蕭條、戰爭陰影、恐怖攻擊，二十世紀「滿目瘡痍、肢體殘破的慘狀，在腦海中久久不能隱去」。巴森十分贊同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史觀，而論起文明的衰頹，他也不免要作出如下的安慰自嘲：「如果這就是西方文明的親手所為，西方文明之終，就不但確鑿，也沒什麼好可惜的。一些心頭未被藝術之愛占據、亦非滿心只想找樂子的憂思之人，此時便預測再來一場大戰，就是最後的末世哈米吉多頓大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