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這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班雅明面向巴黎和波特萊爾，寫於一九三七、三八年他思想最成熟的高原之時，是他最綿密最詩意也最言志的作品，更是人類思維長河中一個獨特無倫的奇蹟。──唐諾

　　為了在我們通常的參考框架中精確描述班雅明的作品和他本人，人們也許會使用一連串的否定性陳述，諸如：他的學識是淵博的，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主題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家；他曾被神學和宗教文本釋義的神學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學家，而且對《聖經》沒什麼興趣；他天生是個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和佛朗茲．黑塞一道）和聖．瓊．珀斯的德國人，而且在他翻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之前，但他不是翻譯家；他寫書評，還寫了大量關於在世或不在世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他寫過一本關於德國巴洛克的書，並留下數量龐大的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學者，也不是文學家或其他的什麼家，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展示他那詩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思想家。──漢娜．鄂蘭

　　班雅明的思想源於她的時代，但又無法歸之於同時代任何一種思想主潮；他的思想具有某種獨特的色彩，這種顏色又不存在於當代思想的光譜之中。──阿多諾

作者簡介

原著作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德國籍猶太人，生於柏林。1912年進入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就讀，此後兩年全心投入德國的「青年運動」。1914年班雅明逐漸脫離政治社會運動，專心於文學與哲學研究，1919年完成博士論文。1925年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被法蘭克福大學拒絕，直到1928年才出版。1925年起他開始定期為《法蘭克福日報》和《文學雜誌》撰寫評論，他曾在書信中向朋友表示希望能晉升為德國數一數二的評論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班雅明離開德國，流亡到法國，1940年德軍攻陷巴黎，在納粹追捕下，他於法、西邊界服毒自殺，時年四十八歲。

　　班雅明在世時鮮為人知，他的文字在當年也因政治立場與行文風格而被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大量刪改、要求重寫，甚至不容許出版。他與法蘭克福學派走得很近，可是他從來不願意加入共產黨。阿多諾等人從1950年代中期起編纂出版班雅明的文集與書信集，使他聲名大噪，甚至在西方形成所謂的「班雅明復興」。

　　1990年班雅明逝世五十週年時，以及1992年的百歲冥誕，都舉行過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彰顯其學術地位。他被人譽為「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子」、「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以及「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心靈之一」。

　　班雅明時常被稱為「左翼馬克思主義文人」，其實他的複雜性絕非他早期馬克思思想濃厚時代的文字可以涵蓋。再加上他複雜的文體風格與思想脈絡，以及他的猶太神祕主義色彩，以致他很難輕易被系統化歸類。

　　其重要作品有〈論語言自身與人類的語言〉、〈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論歌德的《親和力》〉、〈翻譯者的任務〉、《德國悲劇的起源》、《莫斯科日記》、《單向道》、〈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說故事的人〉、《德國人民》、《瞭解布萊希特》、〈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歷史哲學命題〉等，譯作有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與波特萊爾的《巴黎風光》等。

譯者簡介

張旭東

　　1965年生於北京。198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杜克大學文學博士。1995-1999任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1997-1998年度任羅格斯大學當代文化批評分析中心研究員。1998-1999年度獲美國洛克菲勒人文獎金，在紐約大學國際高等研究所訪問研究。現為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

　　著有︰《幻想的秩序：批評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話語》《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通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等。譯有︰《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啟迪：班雅明文選》等。

魏文生

　　大陸學者。

一　波希米亞人

　　「波希米亞人」是在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揭露性文字裡出現的。他在文章裡把職業密謀家也包括進來，一八五○年刊登在《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關於警方密探德．拉．渥德（De la Hodde）回憶錄的詳細評註中，馬克思十分關心這類人。要回想起波特萊爾的面孔，就得說出他所顯露的與這種政治類型的相似處。馬克思這樣勾勒出這種類型：「隨著無產階級密謀家組織的建立，產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謀家分為兩類：一類是臨時密謀家，即參與密謀，同時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們僅僅參加集會，並時刻準備聽候領導人的命令到達集合地點；一類是職業密謀家，他們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謀活動上，並以此為生⋯⋯這一類人的生活狀況已經預先決定了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動盪不定，與其說取決於他們的活動，不如說時常取決於偶然事件；他們的生活毫無規律，只有小酒館—密謀家的見面處—才是他們經常歇腳的地方；他們結識的人必然是各種可疑的人，因此，這就使他們列入了巴黎人所說的那種流浪漢（la bohème）之流的人。」

　　順便請大家注意，拿破崙三世本人也是從與此相關的境況中發跡的。他執政時期的政府爪牙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會」，在馬克思看來，它是由「隨著時勢浮沉變動而被法國人稱為浪蕩遊民的分崩離析的、人數不固定的人群」組成的。拿破崙在位期間繼續保持他的密謀習慣。驚人的布告、神祕的流言、突然包圍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語是第二帝國「國家理性」的一部分。在波特萊爾的文章裡也可以發現同樣的特點。他表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不容置辯，討論不是他的風格；即使論題有明顯的矛盾以致討論顯得必不可少，他也盡量迴避。他把他的〈一八四六年沙龍〉題獻給「布爾喬亞」；他以其辯護士的形象出現，但他的方式卻不像一個魔鬼的訴師（advocatus diaboli）。之後，例如他大罵道德學校，他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亞方式3攻擊有教養的資產階級（honete bourgeoise）和公證人這類被婦人所尊敬的人。一八五○年左右，他宣稱藝術不能和功利分開；幾年後他又鼓吹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切並不比拿破崙三世在議會大廈後面一夜之間把保護關稅變為自由貿易更讓公眾猝不及防。這些線索多少能讓人理解為何官方批評家，尤其是勒美特（Jules Lemaître）對波特萊爾散文中的理論能量所知甚少。

　　馬克思接下來繼續描繪職業密謀家：「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讓他們充分地組織密謀活動⋯⋯他們醉心於發明能創造革命奇蹟的東西：如燃燒彈、具有魔力的破壞性器械，以及愈缺乏合理根據就愈神奇驚人的騷亂等，他們搞這些計畫，只有一個即刻的目標，就是推翻目前的政府。他們極端輕視對工人進行關於階級利益的教育，進行更多理論性質的教育，這說明他們對黑色燕尾服（habitsnoirs），即代表運動這一方面、多少有些教養的人的憎惡並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純粹平民的。由於這些人是黨派的正式代表，所有密謀家們始終無法完全不依賴他們。」波特萊爾的政治洞察力並沒有從根本上超出這些職業密謀家。無論他同情宗教反動還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他們的表現方式都是粗暴的，他們的基礎都是脆弱的。他在二月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所呈現的形象—在巴黎的街角上揮舞著步槍高喊「打倒奧皮克（Aupick）將軍！」（他的繼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管怎樣，他能奉行福樓拜的宣言：「政治的一切我只懂反抗。」在與他的比利時隨筆一道保存下來的筆記的最後一頁，我們可以領會他的意思：「我說『革命萬歲』一如我說『毀滅萬歲、苦行萬歲、懲罰萬歲、死亡萬歲』。我不僅樂於當個犧牲品，當個吊死鬼我也挺稱心—為了從兩方面來感受革命！我們所有人的血液裡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骨子裡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有一種民主的傳染病和一種梅毒的傳染病。」

　　波特萊爾所表達的不如叫作煽動的形而上學。他在寫下這段話的比利時，曾有一度被視為法國警方的間諜。事實上，這類待遇對波特萊爾來說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波特萊爾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警方的文學津貼：「我的名字永遠也不會出現在他們那可恥的登記簿上。」6在比利時為波特萊爾贏得這個聲譽的恐怕並不是他對雨果顯露出的敵意。雨果在法國被剝奪了公民權，但在比利時卻受到熱烈歡迎。波特萊爾破壞性的冷嘲熱諷助長了這種謠言的源起；而他自己正樂於傳播它們。大話崇拜（de la blagur）的種子在索列爾（George Sorel）身上再現為法西斯主義宣傳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首次在波特萊爾這裡出現。塞利納（Céline）寫作《屠殺瑣聞》（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的精神及書名本身可以直接從波特萊爾的日記中找到：「以滅絕猶太人為目的就可以組織一次極佳的密謀。」布朗基主義者里戈（Rigault）是在巴黎公社警察頭子的位置上結束其密謀者的生涯的，他似乎也有那種人們在波特萊爾身上常提到的氣質。在普羅萊（Charles Prolès）《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871）一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里戈儘管冷酷無情，但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瘋狂的小丑。那是他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全出自他的狂熱。」甚至馬克思在密謀者身上遇到的恐怖主義的白日夢也能在波特萊爾身上找到相似之處。在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給母親的信裡，他寫道：「一旦我重獲那種在特殊時機曾有過的朝氣和力量，我將在駭人的書中發洩我的憤怒，我要使整個人類起來與我作對，其中的快樂能給我無限的安慰。」這種壓抑著的暴怒—la rogne —是半個世紀的街壘戰在巴黎的職業密謀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