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禮物：十五堂關於生命、愛與勇氣的課

他是一個懂得恐懼的勇者，一個懂得退讓的智者，一個懂得用智慧創造和平的仁者
他是曼德拉，是非洲的華盛頓，微笑是他最大的武器

　　我們嚮往英雄，無奈英雄何其少。剛歡度九十大壽的曼德拉，是世上所能企見的世俗聖人。他曾經為了破除南非的種族隔離相信過暴力，因而入獄二十七年，出獄後他力圖化解種族對立，成為首任民選總統，然而聲望達到巔峰的曼德拉不戀棧權位，選擇交棒，創下非洲華盛頓的美名，也讓南非成為非洲幾個民主國家中相對穩定的國家。入獄前，他是個容易被激怒的叛亂分子黑花俠，出獄後，他卻成為了智慧的象徵。

　　理查．史丹格是《時代雜誌》總編輯，與曼德拉有近二十年的深厚感情，將他與曼德拉所做無數小時的深入談話，濃縮成十五堂重大的生命課程。史丹格和曼德拉過去曾聯手撰寫曼德拉的自傳，並且伴隨他出行各地，期間歷時將近三年，涵蓋曼德拉帶領南非進入史上首次民主選擇的關鍵時期。他下筆不僅充滿感性，更觀察敏銳，讀者不僅讀到曼德拉的人生智慧，更能理解南非走向民主、和平解決種族對立的動盪。

　　在《曼德拉的禮物》，史丹格講述這位「南非的華盛頓」受到試煉的時刻，以及他從中學到的智慧：用運動就能化解對立，為什麼我們應該瞭解敵人；為什麼勇氣並非無所畏懼；為什麼事情並非非黑即白，而往往是兩面皆具；以及退出也是一種領導的道理。這些人生課程交織著精采的故事，包括曼德拉受部落酋長監護長大的童年，早年的自由鬥士生涯，二十七年牢獄歲月並未擊垮他，以及八十歲後重新享受到的幸福婚姻。

　　一如《最後的演講》（The Last Lecture）和《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Tuesdays with Morrie）那般，這本書雖然輕薄卻具有深刻啟發的力量，這是曼德拉以自己的生命經歷，送給世人最大的禮物。

作者簡介

理查．史丹格（Richard Stengel）

　　是《時代》雜誌的執行總編輯。史丹格曾和曼德拉共同執筆曼德拉在一九九三年的暢銷自傳《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也是一九九六年獲奧斯卡獎提名的紀錄片《曼德拉》（Mandela）的製片人之一。他還著有《一月豔陽》（January Sun: One Day, Three Lives, a South African Town）和《恭維簡史》（You're Too Kind: A Brief History of Flattery）。史丹格和妻子與兩個兒子住在紐約。

譯者簡介

郭乃嘉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目前為專職譯者。譯作包括《古文明之旅》、《牆外的聖女雅妮》、《聆聽大地的女人》、《證據法入門》、《詢問證人的技巧》、《發現時間的人》、《美國法律倫理》、《逆轉死局》、《海豚》、《女陰》、《亞里斯多德密碼》、《學校不教的KUSO世界史》、《幸福》、《火雞不想過聖誕》、《苦命王后俱樂部》、《抹大拉的馬利亞》等書。

曼德拉一生中有過許多老師，但其中最偉大的老師是監獄。監獄塑造了我們今日所見所知的曼德拉。他從許多地方學到人生啟示和領導才能，其中包括頗為疏遠的父親、把他當兒子扶養長大的騰布族1酋長、忠實好友與同志華特‧席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立佛‧譚波（Oliver Tambo），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衣索比亞末代皇帝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之類的歷史人物和國家領袖，以及馬基維利和托爾斯泰的作品。然而，二十七載的牢獄生涯有如一座熔爐，去蕪存菁，將他鍛鍊得更為堅強。監獄教會他節制、紀律和專注──他認為這些都是領袖氣質的要素──監獄也教他懂得如何做一個完整的人。

出獄時七十一歲的曼德拉，和入獄時四十四歲的他是截然不同的人。譚波是曼德拉的知交也曾是法律合夥人，他在曼德拉入獄後，成為非洲民族議會的主席，他是這麼描述年輕時的曼德拉：「就性格而言，曼德拉情緒化、狂熱又敏感，總是一下就對別人的侮辱和施捨刺痛和反擊報復。」

情緒化？狂熱？敏感？容易被激怒？出獄後的曼德拉完全沒有這些特質，起碼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如今的他覺得那些特質很不可取，現在他對人最嚴厲的批評正是「情緒化」、「太狂熱」，或是「太敏感」。我常常聽到他用來誇獎人的形容是「穩定」、「從容不迫」和「有節制」。我們給他人的讚美反映了我們對自己的觀感──而這些正是他會拿來形容自己的特質。

這位狂熱的革命家是如何成為一位從容不迫的政治家？在獄中，他必須淡化自己對所有事情的反應。囚犯能控制的事非常少。他們唯一可以控制──也必須控制的──就是自己。獄中根本沒有讓他們發怒、放縱或放肆的餘地。囚犯毫無隱私可言。我第一次走進曼德拉在羅本島的囚室時，驚訝得倒抽了口氣。那不是人生活的空間，對曼德拉這麼高大的人尤其不適合。他要是躺著，就無法把腿伸直。很顯然，監獄在實際和象徵的層面上，都塑造著他。獄中沒有空間給無關的動作和情緒，每件事都必須精簡、有條理。每日晨昏，他都必須煞費苦心地打理他那狹小囚室裡僅有的幾件物品。

同時，他每天必須對抗權威。他是囚犯的領袖，不能讓獄友丟臉。要是他退縮或妥協，每個人都看得見或馬上知道。而在獄中，他更能強烈察覺同志對他有何觀感。儘管他和外界隔絕，但在這自成世界的監獄中，比起出獄之後，他要做的領導工作不相上下，也許還更多。並且在這裡，他有的是時間──太多的時間──去思考、籌劃，並且不斷改進再改進。二十七年中，他不但思索國家政策，也思考如何應對進退，如何當一位領導人物，以及如何做一個人。

曼德拉不是內省型的人──起碼他不會談論自己內在的感覺或思緒。當我要他分析自己的感覺時，他往往感到挫折──有時還很惱怒。他不懂得現代心理學或心靈成長的學說，他成長的世界沒有受到佛洛伊德影響。他常常悶憂懷想過去的事，但鮮少談論。我只見過一次他顯得自艾自憐。我們當時正在談他的童年時光，他說：「我是一個只能活在過去的老頭。」而說這句話時，他即將成為新南非的總統，創造一個新國家──他人生中最巔峰的時刻。

不過，我不斷持續問曼德拉，監獄是如何改變了他。一九九○年出獄的他，和一九六二年入獄的他有什麼不同？這個問題讓他不快。他若非不理會，或是給一個刻板答案，不然就是否定他有改變。終於有一天，他氣沖沖地對我說：「我變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