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來的山與人

譯著者序                                                           

　　談起譯著《烏來的山與人》一書，可追溯多年前，在偶然的機會裡，與已故登山家黃德雄老師談論到如何蒐集台灣登山前輩的文獻。他說手上有日治時期《台灣山岳》會刊，當下我隨即商借，二話不說，老師非常慷慨地借閱，讓我得以一窺前輩們的登山經驗，不過那也已是八年多前的往事了。令人難過的是，在出版此刻，黃老師早已離開人世，或許只能高高地在天空中鼓勵、看著我們，希望能借助出版此套書，告慰其用心與不遺餘力的提攜後輩。

　　2003年，筆者曾協助林務局調查過日治時期所修築的「福巴越嶺道路」，當時與許維真譯註過幾篇有關烏來的登山文章，不過當計畫結束後，便把所有資料束諸高閣，並未再繼續深入研究，往後幾年間，似乎與烏來也沒有太多的鏈結。直到四年前，在偶然的機會下與陳永龍博士、許維真、洪振豪、許懿萱等5人，先後談到如何讓喜愛登山的岳友也能認識與閱讀日治時期台灣的山與前輩的登山足跡。在我的慫恿下，大家決定合作翻譯日治時期的登山文獻，當下也與現在的《台灣山岳》雜誌副社長張秀姝洽談，希望連續刊載於雜誌中，一直持續至今日。隨後，5人也組織了一個翻譯與編纂的團隊，初始時在日文翻譯上遭遇到許多挫折，包括：舊日文翻譯（動、植物名稱的翻譯與對照）、泰雅語翻譯、新舊烏來山區照片取得、舊登山路線確認、內容編排等問題。目前這些問題，也都一一克服了。此書的誕生，非常感謝戶外生活出版社社長陳遠建先生提供1/50,000地圖底圖，供繪製登山路線之用，並在玉山社發行人魏淑貞女士的大力支持下，出版此一套書。

　　此一大規模的翻譯計畫，合作團隊並沒有得到外界的經費挹助，也不是譯著者的碩博士畢業或升等論文，此研究全然是對台灣山林的一份責任，回想當時只想單純譯完這些登山文獻而已，不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變成了研究烏來山區的「山」與「人」。個人時常在想，對於喜歡山，而想爬山的人，探究山卻不把「原住民」放進來，著實很奇怪，畢竟原住民才是山區真正的主人。因此，奉勸台灣的岳友不要老是想著「登頂」，攻頂登上三角點也許是一時的征服感、拍個照也許只停留那一瞬間，但無論如何，更應重視整個登山過程與山的互動，放下身段注意山區四周活生生的原住民，以及所留下的文化展演，這樣或許可以稍微修正一下台灣的登山文化。研究日治時期的舊登山路線，倘若不把攀登前、後的「交通」因素放進來，更顯得奇怪，沒有聯絡的道路，又如何登山呢？因此，瞭解烏來山區道路系統的歷史演變概念，更是不可缺乏的基本認識，唯有回過頭去認識登山前輩的足跡，或許才能淬鍊出真正的登山精神。

　　事實上，台灣「登山運動」的發展，勉強說也只有一百年的光景而已，早年在山區爬山是不安全的，當時有原住民與漢人、日本政府在經濟上的衝突，導致原住民「出草」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官方不得不透過國家的力量，利用「隘勇線」推進方式與「討伐戰爭」，迫使原住民歸順，企圖保障私人企業在山區的拓殖行為，往後更透過「警察制度」、「蕃童教育所」、修築「理蕃道路」等措施，來管理山區的原住民。
事實上，烏來山區的登山活動要到日治昭和年間以降，才逐漸蓬勃發展，當然這得歸功於國家力量介入山區統治，此外日本政府對於登山活動能訓練國民體魄此一態度，也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因而直接或間接地留下大量的登山文獻。

　　最後，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淑芬教授、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翁注賢理事長、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黃楩楠理事長為本書題序，以及翻譯團隊等人密切的合作，還有文山社區大學同學（王敦正、黃國豪等人）的幫忙與調查。最重要的是，在編輯時，內人家玉巧遇臨盆之際，還同意讓我到處亂跑一陣子，好補充書中的資料。當然也非常感謝得力助手陳威潭，陪我調查許多台灣山區與隘勇線，由於他的學術專長關係，對動、植物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因此對於內文校對，助益頗大；同時，非常感謝張志湧所拍攝的烏來山區照片，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所提供的日治山區的舊照片。當然，最重要的泰雅族地名部分，感謝前福山國小主任Alow．Hola老師，花費好幾天的寶貴時間，校對烏來地區的泰雅族語譯音，儘量讓書中不同文字系統的譯音，轉換成烏來泰雅族人目前所使用的記音系統，讓本書更貼近原住民的思考與理解。

　　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登山文獻的研究與翻譯，團隊自我要求甚多，除某些比較枯燥的山區歷史外，內文翻譯也格外的嚴謹，為了讓讀者更加瞭解烏來山區，我們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畫畫路線或亂標位，而是儘量親自調查書中所描述的山，確認舊時的登山路線。冀望此書遠比同類書籍更加正確與豐富，內文註釋部分儘量符合學術規範，但難免有疏漏之處，望請讀者包涵，並不吝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