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前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
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落到「啞口海」的故事。
二十世紀，是埋藏巨大悲傷的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猶太人寫他們悲傷的故事，至今已數百本。日本人因為自己的侵略行為惹來了兩枚原子彈，也寫個不休。中國人自二十世紀開始即苦難交纏，八年抗日戰爭中，數百萬人殉國，數千萬人流離失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正面抗日的國民黨軍民，僥倖生存在大陸的必須否定過去一切。殉國者的鮮血，流亡者的熱淚，漸漸將全被湮沒與遺忘了。
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心靈上刻滿彈痕。六十年來，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一九四七年我大學畢業，在上海收到一張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台灣大學臨時聘書」，來外文系任助教。當時原以為是一個可以繼續讀書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許魅力。兩年後，風雲變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父親由重慶乘最後一班飛機來到台灣的情景令我驚駭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國就有我」的他，挫敗、憔悴，坐在我們那用甘蔗板隔間的鐵路宿舍，一言不發，不久即因肺炎送往醫院。在家人、師生眼中，他一直是穩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墜落，漂流，我五十一歲的父親從「巨流河」被沖到「啞口海」。
六十年來，我沉迷於讀書，教書，寫評論文章為他人作品鼓掌打氣，卻幾乎無一字一句寫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當年事－－它們是比個人生命更龐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願將它們切割成零星片段，掛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須傾全心之虔敬才配作此大敘述－－抗戰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那些在極端悲憤中守護尊嚴的人；來台初期，單純潔淨為建設台灣而獻身的人。許多年過去了，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的青年、中年也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我驚覺，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
父母已逝，哥哥與小妹早已移居海外，在台灣只剩下我與寧妹二人，這些年中，總有相依為命之感。只有她深切了解，此書未寫我將死不瞑目。今年開春，為了慶賀我書寫將成，她開車帶我上大屯山主峰，左望淡水海灣，右眺台北四周群山。人生至此，何等開闊！
而我的丈夫裕昌，如果不是被病情困住，他對我們共同走過的那些艱難那些苦楚，該有多少感慨！願我們的三個兒子，能分享我完成此書時的快樂。
書緣
此書完成，首先要感謝單德興先生的信心與堅持。多年前，他計畫做一系列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台灣發展的訪談，邀我參加。我認為自己並不知全貌，可談較少。他再度找我時，我說半生想談的多是來台灣以前的事。過去十多年，我每遇見單先生都催促他早日完成《格理弗遊記》的學術中譯，此書也只有他的學術和嚴謹態度可以翔實譯出完整原著。單先生雖然不是我的學生，想不到卻由他來督促我做一己生命的整理了。
二OO二年十月開始，原擬訪問我談女性處境的趙綺娜教授亦參加訪談，共訪談十七次，由我童年談起，本書第一二章保留了最早談話的部分內容與架構。但是訪談進行約三個月後，德興的母親因重病住進新竹馬偕醫院加護病房，一週後我的丈夫病倒，送台大醫院加護病房。自此後，每次訪談結束，德興即匆匆開車回新竹，我也奔往醫院。由於思緒渙散，我已無法做訪談所需之資料準備，也無暇思考大綱與內容。所談多是臨時記憶，主題不斷隨記憶而轉移，口語也嫌散漫，常不知所云。不久，德興帶來張書瑋小姐根據錄音帶所忠實整理的口述記錄稿，簡直慘不忍睹。
接下來一年，我挾著這數百頁記錄稿奔走在醫院、家庭甚至到美國「萬里就養」半年的生活裡。我試著將它改成通順可讀的文字，但每試必精疲力竭，甚至失去信心，內心開始逃避，不敢去觸動它，但它卻分分秒秒懸在我的心中。
直到二OO五年，我找到了這間山巒間的書房，終於定下心來，勇敢地從改寫到重寫。在這漫長的五年間，德興從訪談者成為真心關切的朋友，不時安慰我，鼓勵我，並且動用一切人力支援我。他是點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間有這樣無法回報的友情，只能用德興虔信的佛教說法，是緣分。但緣分二字之外，我仍有太多的感謝。
當我下定決心重寫，拿出紙和筆時，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來了。提綱挈領地寫出一二章，此時我已年滿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進醫院，出院後對自己繼續寫下去的信心更少。這時，接到李惠綿的電話，說她的新書《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綿是我「錯過了卻跑不了」的學生。她唸研究所時原應上我的「高級英文」課，因需做重大的脊椎側彎矯正手術而錯過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課，換我遭遇車禍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隨原來那班同學，駛著輪椅到醫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層樓梯到家裡看我。我不能行走將近一年，深知她的苦，有一天我說不知將來還能不能穿我一生唯一的那雙紅色高跟鞋，她回去後，將她那篇有名的＜鞋＞寄來給我。對於她，我有一份患難相知的深情；她奮鬥不懈，終能獲得學位、留校任教，我甚感欣慰。
二OO六年一月，惠綿和趙國瑞老師邀我參加一場春宴，在座的有柯慶明、張淑香、黃照美、魏可風和簡媜。我帶了新成初稿第一二章給慶明和惠綿各一份，慶明自二十多歲起即是我最樂觀、最具建設性的傾聽者（後來，他竟然也是我丈夫回憶鐵路生涯的最佳聽眾，我們戲稱他是文學院鐵路電化專家）。他們對我不用電腦純手工寫出的三十多頁文稿感到驚喜，惠綿說，她要幫我整理口述記錄的全部大綱，要幫助我繼續寫下去......。
在這場春酒之後十天左右，簡媜的一封信好像從天上掉下來，到了我的書房。她說看了我的初稿，聽惠綿提到我正在孤軍奮戰，「需兵力支援，若您不棄，我很願效棉薄之力，讓這書早日完成。」這樣誠意的信由簡媜這樣的人寫來，只能說是天兵天將降臨。收到她的信，我在屋裡走過來踱過去，不知如何能壓得住迸發的歡呼。
自從那年我將台大文學獎頒給哲學系一年級的簡媜，這些年來，我相當注意地看著她一本一本書地展現創作才華，以歡愉的想像力寫出令人驚異的散文，她已是年輕一輩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她那瘦削的身材和由哲學轉入文學的經歷，總令我想到自己二十歲的心情。
我一直希望有中文系的人看我的初稿，惠綿與簡媜伸出強壯的援手，成為我的超級志願軍。從此，她們聯手用了許多心思，以各種語氣催促我寫下去；硬的不行，軟的沒用，逼重了怕我高齡難捱，輕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語氣裡全是焦急。漸漸地，她們由援軍升為督軍。這一年暑假，簡媜突然全家作美國之行，她仍然不卸下督軍的威權，從科羅拉多州海拔三千公尺的大山大水裡寫信回台北給我報平安，敘新景，居然加上一句「您大學畢業了沒？」－－她走的時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戰勝利與學潮的困苦中。
我怎麼才能說得盡對結成書緣的朋友的感謝！黃碧儀小姐四年來將我的手稿輸入電腦，容忍我不停地增補、刪減，看她列印稿上的記錄，第一章竟有「第八次修改」的小字。碧儀事實上是我的第一位讀者，在我最困頓的時候，曾寄給我教會小冊＜呼求主名＞，助我前行至今。
我很幸運在桃園的長庚養生村，建立了今生最後的書房。月升有時，日落有時，在此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四年之間，我在高軒明窗前與我的紙筆化為一體，俯仰自適。感謝王永慶先生為紀念他的父母而建此村，允許建築師規畫寬敞的空間，派遣了認真關懷的服務人員，他們敬業愉快的態度，和山上日漸茂密的樹木一樣，充滿了活力。
離開台北的時候，診治我二十年的江啟輝醫師推薦蔡熒煌醫師給我，不僅使我能活著完成心願，也肯傾聽我談自己獨特的生死觀，給我真正的安全感。
我將此書交給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也是一種書緣。一九九九年，林蔭庭和許耀雲到筆會看我，希望我動手寫自己的書，交由她們出版。蔭庭是我外文系的學生，是少數聽我說過平生大願的人。高希均先生、王力行女士多次來訪，對這本書盛情期待，許耀雲總編輯、項秋萍主編和他們充滿活力的工作人員無不全力以赴。負責封面設計的張治倫先生，看了我構想中的色彩和景象－－在砲火中重慶市民的戰慄，立刻說：我知道，這是血的顏色，也是莊嚴的顏色。
眾多書緣匯聚，就這樣，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覺已近油盡燈枯，我由第一章迤邐而下，一筆一劃寫到最後一章＜驗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如我教書時常講的the cycle。是的，the
cycle，書寫前我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返鄉之旅，從大連海岸望向我紮根的島嶼，回到台灣，寫下這一生的故事。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成灰燼，留下這本書，為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做個見證。
齊邦媛寫于200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