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八十初度，撰《憶雙親》一文。讀者多勸余繼述生平經歷，以饗並世。余念自幼志學，老而無成，妄有自述，豈不靦顏。惟生平師友，自幼迄老，獎勸誘掖，使余猶幸能不虛度此生。此輩師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繼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歸澌滅，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隨以淪失不彰。良可惜也。惟余所欲追憶者乃遠從七十年前開始。逃避赤禍來港臺，亦已有三十年之久。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況憂患迭經，體況日衰，記憶銳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謂常在心中，但一臨下筆，即渺不可尋。有時忽現腦際，未即寫下，隨又忘之，苦搜冥索，終不復來。而又無人可問。如寫第一篇果育學校事，當前相識已無一人同歷其事者。第二篇寫常州府中學堂事，在臺有一人，在港復有一人，年皆長於余，皆垂垂九十矣。余所思，未必即彼所知。此皆前清時代之事。下逮民初，亦復如是。故凡余所述，皆屬一鱗片爪，而已費九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則可確證其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務求敘述真實，亦屬余對生命之自惜。縱屬一鱗片爪，在余則彌自珍重。而余之生命，在此時代，亦屬可有可無。增余一人不為多，減余一人不為少。惟此七十年來，世風時態，驟轉亟變。余所追憶亦可使前世風範猶有存留。讀此雜憶者，苟以研尋中國現代社會史之目光視之，亦未嘗不足添一客觀之旁證。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鏡。是則凡余之所雜憶，固不僅有關余一人之事而已。又余雙目已不能見字，信筆所至，寫成一字即不自睹。工拙更不可計。亦有心中極明白極清楚之事，不敢放筆。若以白話文寫出，則更恐浪費紙張，浪費讀者之光陰。故下筆力求其簡，庶亦可告罪於萬一耳。知我罪我，是在讀者。
民國六十七年春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四。此序先成，全稿起筆於民國六十六年冬，於民國七十一年之雙十國慶停筆，前後歷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