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

導言
岸本美緒（東京女子大學）

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對象不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更廣泛的民間社會秩序之性質，這可說是已成為多數相關學者的共識。學者們對中國民間法秩序的關注，並不是近年纔出現的新時尚。早在二十世紀初，與引進西方法律學互為表裡，民間「習慣」、「舊慣」引起了晚清、民國政府以及統治台灣的日本殖民政府的關注，各種習慣調查由國家權力積極實施。到了一九四○年代，有些日本法學者在西方「法社會學」的影響下，試圖研究支撐中國農村社會秩序的「活法」之動態。從一九九○年代起，隨著中國大陸重新整建法律制度的努力，「民間法」的研究再度興隆起來，逐漸成為漢語圈法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雖然如此，對於這種廣義法秩序的研究方法，許多學者正在摸索之中，似乎還沒有得出一致的定論。之所以如此大概由於下述幾個理由。

　　第一，學者們雖然都努力在中國法律史研究中開闢新的方面，但他們的問題意識及方法取徑則不盡相同：有些學者反對以西方的眼光將亞洲社會視為特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思考方式，盡力試圖在中國法秩序中發現與西方的共性；有些學者則與此相反，強調中國法文化的獨特傳統，反對在中國尋找與西方類似的歷史，主張對西方法律傳統盡量相對化。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不僅由於有關歷史事實的認識之不同，而且由於視角的不同，光靠詳盡考證難以解決。

　　第二，使用的概念還沒有得到共同的定義。例如，有一些學者致力於批評過去以國家法律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重視以民間法、習慣法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法秩序的多元性。他們的主張引起很多學者的注目。但他們所謂的「民間法」、「習慣法」的概念內容到底是甚麼？　「習慣法」和「習慣」有甚麼不同？　圍繞這些問題，學者們的看法不太一致。這裡的確有「正名」的必要，但我們需要承認，現在學術界沒有辦法完全統一學者們使用的諸概念之定義。

　　第三，我們有意無意中作為框架或比較對象的西方現代（特別是歐陸）法律制度模式，在「後現代」研究潮流中，漸漸失掉其明確輪廓，成為需重新審視的對象。既然西方法律制度的性質變得並非不言而喻，中國傳統法秩序的性質就失掉現成的參照框架（frame of reference）。這一狀況迫使我們重新面對「法是甚麼？」、「秩序如何可能？」這些原理性的課題。

上述情況可說是一種困境，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給我們提供了方法上進行挑戰的好機會。


　　西元2005年10月召開的「明清司法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研討會，正如會議主題所標示的內容，其目標是希望能在同時包括社會史、政治史與文化史在內的寬闊視野中，綜合考察明清司法過程反映的權力與文化複雜互動。這次會議的內容，不僅是要以實證性的司法檔案研究為基礎，更試圖在種種實證研究中提煉出新的研究方法，進而促成不同研究視角間的相互對話。儘管受限本書篇幅等因素，最後只收錄了九篇論文，未能完整反映這次會議極其豐富的全部十四篇論文內容。但隨著會議召開與本書出版，我們仍然需要追問以下的問題：通過這次集體的學術交流與相互切磋，我們究竟獲得哪些重要的新觀點？同時，未來又面臨哪些有待繼續探索的關鍵課題？雖然概括這些論點豐富而又精彩的全部論文，並非易事，但我仍試由其中歸納以下四方面的核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