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豐皇帝

　　1850年到1861年咸豐當了11年的皇帝，卻沒有過一天輕鬆的日子。歷經太平天國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天地會、捻軍等造反，中國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咸豐知道很多當皇帝的規範、策略和機謀；知道太多成功與失敗的治國經驗。他認為，只要按照千年不變的政治教科書闡明的精義、按照已創造出「康雍乾盛世」的法則，必然造出一片輝煌。……

　　然而，內憂外患使他困惑、棘手、無策。挽救危局的千方百計，換來的只是千絲萬縷的憂慮，看不到一線生機，找不到一條生路。於是，他帶著無窮無盡的憂慮，去了那個據說沒有憂慮的世界。

作者簡介

茅海建

　　1954年生於上海，先後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華東大學歷史系（碩士）。曾任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1995）、《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1998）、《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

第三章　射偏了的箭
　　治清史的同行們有一個共識，即清代的皇帝個個勵精圖治(至於是否能做到當屬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幾個昏君，居然幾年不上朝，放任國運衰敗。

　　造成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明、清兩代都是皇帝親理政務。雖說天子聖明萬能，但一個人畢竟忙不過來，在實際操作中逐漸形成了輔佐班子。這在明代為內閣，到了清代，除沿襲內閣外，康熙時出現了南書房，雍正時又設置軍機處。

　　從性質上講，明代內閣、清代軍機處都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工作任務是為皇帝擬旨。明代的內閣大學士、清代的軍機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欽定，不必循官場之例遷轉。但兩者之間最大區別在於，明代各地、各衙門的報告先交內閣，由內閣對此提出處理意見，謂「票擬」，再交皇帝審閱，批准後作為諭旨下達。皇帝若懶得動筆，可由司禮秉筆太監代勞。這就出現一條縫隙，政務可以由內閣、司禮秉筆太監轉化為諭旨。清代不同了，沿襲明代的題本制度(同樣交內閣票擬)，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變為奏摺。奏摺由具有奏事權的官員親封，由皇帝親拆，皇帝批閱後下發軍機處，由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硃批或面諭擬旨，再經皇帝批准後下發。在這種體制下，皇帝若不及時發下奏章，政務中樞即梗塞。至於皇帝批閱奏章專用的硃筆，太監誰也動不得，那可是殺頭的罪名。

　　以一個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閱讀、研究幾萬字的奏摺，立即形成對策下發，還須召見京內外大臣，這確實超出了平常人的極限，近乎於對神的要求。當時人謂天子日理萬機、宵衣旰食，有時也不全是阿諛之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間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間之最。

　　年輕的奕詝登上皇位時，頗有企圖心。他繼承了祖宗的大業，也極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風範。從《實錄》中看，他此時的工作極為勤奮，每天都有許多諭旨下達，其中不少是親筆寫的硃批、硃諭，不勞軍機大臣動手。他暗暗對自己說道，我一定要守住這一份祖業，我一定要重顯祖宗昔日的榮光。

　　也因為如此，咸豐帝在上台後的八個月，便主演了一幕眾人拍手叫好的戲——罷免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在詞臣上遷轉。1813年升禮部右侍郎，此後屢降屢升。他的轉機，在於1825年以漕運總督襄辦海運，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後署理工部尚書。1827年旨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828年任軍機大臣。1837年起，為首席軍機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賴的人。

　　道光帝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長居政壇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親信曹振鏞，以「多磕頭、少說話」為政治秘訣。穆彰阿位於首輔，幾乎每天都被召見，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詢，必盡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對於道光末年的政治敗壞，應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嚴格地說起來，穆彰阿也是咸豐帝的老師。1836年即奕詝入學時，他即為上書房的總師傅，至1849年初因保舉不當被罷，改為杜受田，可不知為何，道光帝臨死前兩個月，穆又復充上書房的總師傅。對於這位老師，咸豐帝很小便聽到了許多，早就想拿他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