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繁體書)
詮釋
在九世紀之前的唐代文學作品中，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詮釋一般都是以傳統知識爲基礎而進行的重述和擴充。然而傳統知識對於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看法並不總是完全一致的。比方說，有人想寫一篇天論，就有種種不同的關於天的論述供他吸收利用。像「天道」這樣大的題目，儒釋道三家都有不止一種論述傳統，爲展開這樣的課題提供權威性依據。立論上的翻新可以是將不同的說法糅合起來，或重加改裝�。這是一個講求權威尤其是文本權威的時代，而這樣的權威又有社會體制結構作爲支柱�。七世紀和八世紀的這一特徵，比其他任何現象，都能說明爲什麽可以從廣義上用「中世紀」（medieval）來概括這一時期。如果我們接受這一概括，那麽中國的中世紀則終結於中唐。
在中唐以前，寫作基本上是一種公衆性的表述，即使是在構築私人空間時也是如此。那時，一個私人生活的天地，一個在價值取向上可以與個人對公衆價值的承諾相分離的空間，尚未建立起來。在中古時代，對於隱逸之樂的吟詠會被解讀成批評時政。然而在中唐，一個像白居易這樣的作家宣言家居之樂，卻不會引發類似的懷疑。
詮釋以「個人」的面目出現，是中唐寫作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與此相關聯的，是在原來不需要詮釋的地方提供詮釋。我們可以將它與歐洲思想史上相對應的時期做一番比較：在文藝復興及新教改革時期，教會和亞里士多德學派的傳統文本權威受到了挑戰；在這樣的情形中，對傳統文本權威的抨擊是以對新權威的確認爲後盾的，而新的權威來自於實際觀察、理性、不通過教會而直接訴諸人心的上帝等。但是，儘管這些都構成了對傳統文本權威的挑戰，它們卻都不是真正的「個人化」詮釋。從機智而充滿奇想的十七世紀，到某一種詮釋成爲必須在注解裡面加以承認的個人資産的現代世界｜｜只有在這期間，「個人化詮釋」才作爲一種觀念在西方生根。
明顯十分個人化的詮釋曾在中唐出現過一時，且其出現的方式也很奇特：這樣的詮釋帶著權威的口吻，卻並沒有任何權威的依據。而且，它們也並不訴諸理性或者個人的學習與思考（這些在宋代變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說，中唐作家的口氣，常常帶有權威性詮釋的不假反省的自信，然而卻沒有約定俗成的傳統公理作爲依據來支撐自己的立場。其結果便是産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口吻。其中之一便是設想在這個世上存在著一種妖魔化的、充滿威脅、不可理喻的秩序，帶有強烈的妄想氣息，如我們在孟郊和李賀的詩中所見到的。個人化詮釋的另一個常見後果，是提出或者富於諷刺性、或者帶有反諷可能的假說。帶來問題最少的，是白居易戲謔性的詩作，通常就細節瑣事發一通機智的議論。比較麻煩的是韓愈的一些文章，對嚴肅的情境做出解釋，而其解釋又是如此不合常軌，以至於令人不知該如何對待。比如說他的︿鱷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