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的回顧

文學生活的困境（代序）　
府城之星，舊城之月

府城之星，舊城之月 017
－－《陳夫人》及其他
《文藝臺灣》及其周圍 025
光復前後 034
日據時期文壇瑣憶046
懷念吳老 057
楊逵先生與我 064
鍾肇政與我 072
作家的十字架 082　

臺灣小說的遠景
臺灣小說的遠景 091
論臺灣文學應走的方向 095
論一九八○年的臺灣小說 107
回家的方式 115
－－談＜楊桃樹＞ 一九八○年度吳濁流文學獎評選記 119
記李行的「原鄉人」 122
許振江二三事 129
《台灣文藝小說選》序 132
《文學界》創刊號編後記 134
西拉雅族的末裔 137
關於外國文學的譯本 142
　西洋文學筆記
皮耶爾‧羅蒂與臺灣 149
斯湯達爾的《綠獵兵》 152
帝俄三大作家的交惡 161
－－杜思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摩擦關於蕭洛霍夫 169
卡夫卡和《城堡》 176
卡繆論 182
紀涅和《花之聖母》 192
波娃的《他人之血》 196
Ｓ‧Ｆ巨匠艾西莫夫 199
談厄卜代克的《配偶們》 202
破滅型作家太宰治 206

附錄：
從鄉土文學到台灣文學211
－－訪葉石濤先生談台灣文學的歷史

　　我是在十六歲時候開始寫小說的，今年︵一九八三年︶已經五十八歲了。從事這行業足足有四十多年。雖然在這四十多年間，陸陸續續地寫了不少小說，但因為小說一直沒得到差強人意的評價，所以從四十多歲前後就轉向寫評論。到底是年歲大的關係吧，如今逐漸覺得寫評論也很吃力，因此現在寫的多半是雜文一類的文章，而且也並不是什麼富有哲理的大塊文章，大多數是繞著文學圈子兜轉的，範圍既狹且窄的閒話。　　

　　生為台灣的作家最大的困擾莫過於作品無處發表。一個作家不計報酬只要找到一塊可供耕耘的園地就滿足，這已經是最低意願了，可惜連這樣卑微的願望往往也不容易如願以償。我在開始用日文寫小說的時代是日據時代末期。雖然世界還沒有進入烽火連天的境界，但戰爭的腳步卻已清晰可聞，顯然整個世界將要邁入動亂與殺戮。當時台灣的文學刊物只有兩本；其一是由日人作家西川滿創辦的︽文藝台灣︾，色彩較浪漫，據說傾向於皇民化。說它是皇民化嘛，刊物的風格卻也不太像。它照樣登了許多跟皇民化扯不上關係的地方色彩濃厚的版畫和小說。另一本刊物是由台灣作家張文環主持的︽台灣文學︾，這本刊物以寫實主義作品為主流，以描寫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為其目標。雖然兩本刊物各有其鮮明的主張，但還沒有同現實的殖民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墮為總督政治措施的應聲蟲。似乎還能保持純粹文學刊物的形態。　　

　　一個十六、七歲的文學少年是不懂這些底細的。一股創作意欲的烈火在心裏燃燒，我就一篇又一篇地寫出來存於抽屜。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寫小說的目的應該是發表，讓很多人去欣賞，並不是寫給自己看的。我就從存稿裏面選出一篇小說︿媽祖祭﹀出來，大約有六十張之多。日據時代的小說不是算字數而是算稿件的張數，而且稿紙是一律四百字。這時候我不知該把小說投到那裏去。我只知道︽台灣文學︾是由台籍作家所辦的，只憑這一點也應投給它。那裏知道我這篇小說並沒被採用。不過，︽台灣文學︾的幾位作家看過我的稿件以後寫了很懇切的批評刊登在第三卷第一號。我將這短評翻譯如下：﹁讀了︿媽祖祭﹀六十張之後首先感到的是到底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質持有怎樣的見解；有志於文學的人應該從此點開始起步。這篇小說是任性的作品。作品中的第一人稱忽而變作第三人稱；如果小說像雲彩一樣的東西也許行得通，但是既然小說是描寫我們的生活為目的，要具備一定的倫理性是不用說的了。我們很瞭解作者注重浪漫色彩的企圖。因此在小說的開端引用萬葉歌，也可以瞭解，但不給人帶來適當的感覺。在小說人物的對話中出現了史當達耳、巴爾札克、杜褒西、羅馬、狂歡節、TIROL的建築等東西，非常令人驚訝。這些名詞的引用，必須事先予以消化才能現出韻味，只是刺耳的胡亂引用，關聯到作者精神結構的問題。按，這種壞毛病是在文學青年身上多見的現象，希望作者早一天脫離此階段。所謂文學上的幼稚指的是這種現象呢！作者的文字技巧是熟練的，希望以純樸的心情誠實地探索文學之路。﹂　　現在我重讀這段短文不禁老淚縱橫了。對於初出茅廬的黃口小兒的作品，我們的先輩作家不厭其詳諄諄訓誡的胸懷，真教人懷念。然而

　　當時十七歲的我，年少氣銳，卻不這麼想，我以為︽台灣文學︾是注重寫實主義的刊物，它是不容我浪漫派的新銳出頭的。因為只有兩本刊物，我就把第二篇小說︿征台譚﹀投到︽文藝台灣︾去。此次，仍然沒被採用。我再接再厲又把一篇小說投到文藝台灣去，那就是︿林君寄來的信﹀。我幸而得到主編西川滿的賞識，小說刊登同時到︽文藝台灣︾去做助理編輯了。之後，我又發表了小說︿春怨﹀在︽文藝台灣︾上。至於是否拿到稿費，現在已不太記得。好像一張稿紙四百字的稿費是一圓，所以只要有二十張左右的短篇小說獲得發表，稿費是二十圓左右。當時小學代用教員的薪水是四十二圓，一個人一個月的住宿膳費三十圓也就夠了。所以這樣的稿費可能不算低。在那日據時代十八歲的文學少年，而且是台灣人用日文寫的東西，能夠在第一流的文學刊物上獲得發表是絕無僅有的特殊例子。可以說上蒼待我不薄。　　

　　光復以後有一段時期我仍然用日文寫作。這是個青黃不接的黯淡時期。我所面臨的仍然是困惑，我不知把寫出的東西寄到那裏去才好。這時候，︽中華日報︾的南部版留下一塊日文欄，由台籍先輩作家龍瑛宗主編，我的許多短篇都在這兒獲得發表。日文欄廢止以後，我不得不硬著頭皮用中文寫作。那時候︽新生報︾副刊主編歌雷，︽中華日報︾﹁海風﹂主編歐陽漫岡都對我不錯，我寫的東西大多數獲得發表。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寫的東西是文理不通，用字用句拙劣不堪入目的，這兩位主編大概是體諒初歸祖國懷抱的省籍作家不識國文勉強刊登的吧？　　生活的輪子是不饒人的，它會把人輾得支離破碎。生活的擔子愈來愈重，幾乎有二十年的時間，我被迫不鳴不叫，浮沉在社會底層裏為求三餐溫飽而奮鬥。為生活發愁的日子是寫不出東西的。大約在民國五十四年左右，我的生活漸入佳境，至少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可供我溫飽，我就重新操筆花了一個多月的時光寫成了中篇小說︵青春︶。這是我光復以後，真正用心勞思寫的小說。寫成以後，仍然無處投稿；因為那時的台灣文壇刊物稀少，選稿標準極嚴，常帶有政治性的警覺來做取稿的尺繩。這篇小說幸獲︽文壇︾主編穆中南先生的青睞得以發表在︽文壇︾上。︽文壇︾是大型的文藝刊物可以一口氣登出數萬字或十多萬字的長篇。現今此類刊物在台灣已絕跡，真是很可惜的。︽文壇︾因經營困難，稿費是意思意思罷了。但是穆先生是古道熱腸的人，他每一篇稿子都給我稿費，不因虧本而有所歧視。　　

　　寫成了小說卻無處發表，這好像是揮之不去的噩夢，困擾作家。往往在撰寫小說的當中一想到此篇小說未來的去向很難預卜，也就使提筆的手發軟了。再其次，為了考慮小說的出路，不得不把小說的結構、佈局和情節適當地調整以符合時代性的摧殘，作家的寫作良心也就隱隱作痛，這常使得作家心灰意懶了。我曾有一次，在一篇小說裏描寫﹁牢獄像地獄一般黑暗﹂而被告密，險些惹出大禍。這真是天大的笑話，設若﹁牢獄像天堂一般快樂﹂，那麼豈不是教天下的人都放下工作勇於去坐牢而享受那天堂的快樂？講到那時的時代空氣真教人不敢恭維。因此我時常在自憐，我以為文人好比是一隻小螞蟻隨時有被人踐踏而死的危險。但，上天既生下你為一個作家，你無可逃避，這是你的命運，你必須走完這一條鋪滿荊棘的路直到瞑目。　　

　　這十多年來年老體衰，創作意欲薄弱也就不必為沒有發表園地而操心，但是偶爾寫成了一、兩篇文章，仍然感覺無處投稿；這好比是惡性循環，沒處發表而創作欲衰退抑或創作欲衰退而無處發表呢？真教人搞不清。唯一能夠肯定的是三十多年來台灣的文學性刊物並沒有增加多少，許多無名的年輕作家仍然在這種苦海裏浮浮沉沉。四十年前的一個文學少年竟能獲得先輩作家的提拔和培養，終身從事文藝工作。現在呢，恐怕這是個奇蹟般的故事了。　　

　　去年有感於許多有潛力的年輕作家被棄於文學門外，心裏極想辦一份文學刊物。這種文學刊物注定是賠本的。但是又不能不考慮到稿費的問題。區區幾文稿費實在幫不了年輕作家生活的忙，至少能給他帶來片刻的歡愉。寫了文章得到人家的賞識，又有一點兒稿費可領，這樣大概也可以維持作家一、兩天的興高采烈吧？可是我本身是個窮光蛋，真是泥菩薩過河，那來的錢辦刊物？幸而年輕詩人鄭炯明、曾貴海、陳坤崙、施明元及其他很多高雄地區的年輕作家都有志於辦一份純文學刊物，大家出錢出力願意苦幹，這樣一拍即合便在今年一月中出版了︽文學界︾創刊號。我們不指望這刊物能撈回本錢。只要能夠有恆、持續地辦下去就好了。︽文學界︾是一本沒有特定主人的刊物；只要任何一位作家願意為它寫稿它就是主人。同時我希望所有參與︽文學界︾工作的作家同時又是一個客人。既然是主人就有做東道主，負責任的義務；又因為是客人，所以大家相處得客客氣氣能夠容納多元性的意見，不必斤斤計較於一己的意見。那麼我呢？我這老朽作家在這裏面扮演什麼角色？我應該是一根甘草。維持藥性的溫和與可靠。雖然大家分工合作，但畢竟需要一位取舵操縱的人；這純粹是技術性的工作；這個重任就落在新婚不久的年輕作家許振江身上。　　

　　雖然我們無意樹立門戶，容納某人，排斥某人或某流派，但是一個刊物是免不了有色彩的。正如︽中外文學︾較有濃厚的學院色彩，︽現代文學︾注重前衛性的表現，︽台灣文藝︾極力要反映本土真實一樣，︽文學界︾是企圖整合本土的、傳統的、外來的文學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灣文學為其願望。我們很注重文學有﹁言之有物﹂的內容，這雖然是老生常談，但要做到這一步，實在不容易。我們的主張較接近實證主義，我們要的文學是﹁說出真話﹂的文學。當然有些作家較富浪漫的，超現實的，抑或實存主義的傾向；這樣的作品，只要創作中的某一段或某一片思想打動我們的心弦，我們也會義不容辭地設法刊出。我們不贊同把作品的水準訂得很高；除非是有成就的作家否則剛從事寫作事業的年輕人是無法每一篇作品都能維持水準以上的。一次打擊足夠使一個作家懷疑此路是否行得通，以致於使他放棄寫作，這是我們的損失。畢竟作家不是一夜之間成名的。多次的打擊可能會把雄志野心摧毀得不留痕跡了。這徵之於我的體驗，是痛苦而絕望的。　　

　　回顧我坎坷的寫作生涯，實在不希望年輕作家再過蹉跎而無望的日子。︽文學界︾的刊行設若能鼓勵作家們努力上進，那是我們的光榮和驕傲了。

　　－－寫於一九八三年

新版補記：這本《台灣文學的回顧》裡面的文章，都是七○年代末到八○年代初所寫的。那個時代還沒有解嚴，我又是一個前政治犯，所以下筆很謹慎，不敢以文章惹禍再近進去坐牢。所以重新排版以後再讀了一次，覺得有些字句用得不大妥當。要完全以我現時的思考形態來改寫幾乎不可能，不過幾篇文章我把不合時宜的字句刪除改了一些。文學類書籍銷受不佳的這個時代，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先生不但不吝出錢購買了版權，又重新改版出版出書，這令我很感動。難怪九歌出版社在台灣出版界獨樹一幟，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了。最後我還要感謝陳素芳總編輯的幫忙。－－寫於二○○四年十月初，於左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