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詹宏志
金色靈魂的戰士：阿拉伯的勞倫斯
「人皆有夢，但多寡不同。夜間作夢的人，日間醒來發現心靈塵灰深處所夢不過是虛華一場；但日間作夢的人則是危險人物，因為他們睜著眼行其所夢，甚至使之可能。而我就是如此。」──阿拉伯的勞倫斯，《智慧七柱》
戰爭改變了學者
1914年第一次大戰爆發時，出身牛津大學的湯姆士．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 1888-1935)剛剛才二十六歲。
按照他更年輕時的發展軌跡，他本來應該成為一位傑出的考古學者；當時，他已經是個旅行老手，足跡踏遍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加上他的阿拉伯語流利，歷史成績優秀，古典基礎深厚，並且有多年在中東實地考古發掘的經驗，璀璨的學術前景幾乎是可期待的。
但二十六歲以前的勞倫斯，對這樣一個皓首窮經的「光明前程」，似乎是有一些猶豫和保留，一九一一年他曾在家書中寫下：「我絕不會把精力耗費在寫歷史書、或當考古學家之類的垃圾，我寧願去寫小說，或者當個報紙的特派員。」他的內心似乎是有一種年輕的浪漫激情，不願人生一早就埋頭於舊紙堆中，他更情願找到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涯（小說家或記者，代表的就是不願和既定軌跡妥協的替代品），這種內心掙扎的力量正汲汲於找到一條出路。突然之間，戰爭爆發，一條全新的路找上了他。
他沒有成為學者，也沒成為記者，他成了一名戰士，一位帶領沙漠部落烏合組成的游擊隊領導人，他改變了整個阿拉伯半島的歷史，也改變了世人對阿拉伯民族的了解與想像。
這就是「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的傳奇故事：而這其中，勞倫斯又留有一本奇書可供世人回味（勞倫斯當然不是一般粗魯不文的游擊隊領袖，世上有那些游擊隊首領能寫出這樣文采絕倫、充滿詩人情懷的書，又能翻譯荷馬的古希臘史詩？），但這樣的歷史浪漫恐怕是世界「現代化」以前的奇緣，如今已經是不可復得了。
在戰爭歷史上，這位斯文矮小的牛津畢業生是一位不世出的軍事天才；當代戰略專家貝文．亞歷山大(Bevin
Alexander)就把勞倫斯拿來與漢尼拔、拿破崙、古德林、毛澤東、隆美爾等人並列，認為是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將領之一。勞倫斯的軍事貢獻在那裡？主要在游擊戰的理論發明與行動實踐。他首先創造了一種利用沙漠的特性，讓阿拉伯部落軍神出鬼沒於自然地形掩護之中，卻讓設備精良的正規軍無計可施（正規部落沒有能力進入無法補給的沙漠），用幾千個人牽制了數萬土耳其軍隊於阿拉伯半島（連帶地也牽制了土耳其對盟國德軍的支援），最後不得不全盤退出，堪稱是戰史上耗費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游擊戰略應用，是一場「勞倫斯式」最聰明的戰爭。
旅行成就了戰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勞倫斯放下已經進行了幾年在卡契米希(Carchemish)的考古工作，回到英國自願從軍；但當時自願入伍的愛國青年太多，身高太矮的勞倫斯根本排不上隊伍，後來土耳其參戰，成為德軍的盟國，英國軍方覺得勞倫斯等人對中東的了解，也許有助於情報戰，因而接受他從軍；一開始，他牛刀小試地一個人寫出一份厚達一百九十頁精彩的〈對西奈半島之軍事報告〉來(這份報告現在還保存在英國國防部檔案中)，隨後又把他派到對土耳其作戰的總部開羅去，一場驚天動地的沙漠史詩才就此展開。
這一場大行動基於英軍的一個理論，認為必須守住蘇伊士運河，才能防止德軍的勢力危及印度（英國殖民地與重要的補給來源）；守住蘇伊士運河的關鍵則在於如何化守為攻，主動出擊德國的盟軍土耳其，而打擊土耳其的一個成本較低的方法，是發動蠢蠢欲動的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以反抗土耳其統治的方式形成敵盟的騷擾與壓力。勞倫斯也是此一理論的熱誠推銷者兼規劃者，早期他曾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我要聯合各地區之勢力，以胡笙的名義由漢志地區發動爆動，直到席捲整個敘利亞，你也知道胡笙在敘利亞德高望重。我們與他組成聯合陣線，提供他一切所需，我想紐坎和我將到鞏菲達，當伊德里斯的軍師。如果伊德里斯的表現不負重望，則可長驅直入大馬士革。」可見勞倫斯後來在阿拉伯沙漠轟轟烈烈的行動，早就是他成竹在胸的計畫。
勞倫斯後來如願以償，被英國政府派往阿拉伯半島，連絡並策動阿拉伯人起來對抗土耳其統治。但阿拉伯半島上的各部落各擁其主，互不聽令；他們並不是現代化的國家或軍隊，面對的也不是現代化的「環境」（大自然，尤其是沙漠，還支配著生活其上的人群）。勞倫斯來到這樣一個環境，面對這樣一群獨特的民族與文化，儘管是一場軍事行動，關鍵卻是一段又一段克服自然環境的「旅行」；而勞倫斯嘔心瀝血、震驚世界的著作《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1926)記錄的正是他這一段沙漠戰爭回憶，它當然是戰史的經典，但更是冒險與旅行的不朽經典。
《智慧七柱》篇幅不小，英文原書近七百頁，譯成中文更厚達千頁；但這是英語文學中最偉大的現代史詩，借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話來說：「它躋身於英語文學最偉大的著作之中，在戰爭與冒險的描述上，無人能超越。」
事實上，勞倫斯的《智慧七柱》是旅行經典中罕見冒險行動與文學技藝同樣偉大的作品。從行動來說，勞倫斯曾率五十人，帶六週之糧，穿越世人認為不可能穿過的內夫德沙漠(Nefud)，那一路上是烈日晒炙而毫無水源的地形，路途備極艱辛，沒有人相信他真的能完成不可思議的沙漠行軍，來到了阿拉伯北部的席勒漢河谷(Wadi Sirhan)；在那裡，他結合了北方部落酋長奧達．阿布．塔伊(Auda
Abu Tayi)，借奧達的聲望募得五千士兵。雖然這個部隊武器落後，火藥糧食兩缺，但越過沙漠、俯攻海岸的阿卡巴港(Akaba)是土耳其軍隊不能想像的事，所有碉堡大砲都面向大海，根本無法對抗來自背後山頭的天降神兵。不管從戰役，或從旅行，這場大行動都是經典。因為旅行在這裡就是戰爭，越過沙漠就贏得戰爭，戰勝自然就戰勝敵人。
《智慧七柱》記錄了這些沙漠抗暴軍的故事與行動，又記錄了勞倫斯個人的思索與心境。在文學上，它既是記錄的，也是反省的；既是史學，也是文學；既是英雄行徑，也是詩人情懷。如果旅行文學能有令人振奮的作品，《智慧七柱》當然是不可或缺。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