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盛世文帝景帝

一、史記疏證
孝文本紀……………………………………………………………… 1
孝景本紀…………………………………………………………… 97
張釋之馮唐列傳…………………………………………………… 137
二、西漢盛世文帝景帝………………………………………………… 179
論“文景之治” …………………………………………………… 181
論漢文帝對時局的把握與政治改革……………………………… 191
論漢文帝創建的賢良文學………………………………………… 202

張大可曰：漢文帝劉恆是漢高祖劉邦的第四子，先立為代王十七年，即帝位二十三年。本篇寫代王十七年一筆帶過，主要內容寫漢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績。漢文帝躬儉仁愛，關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是漢初黃老無為而治政治的較好執行者。

韓兆琦曰：本篇記述了漢文帝於大臣誅諸呂以後，果斷入承天子位的過程以及稱帝后的種種德政。在本紀所寫的漢代帝王中，司馬遷給予漢文帝的政治評價是最高的，對漢文帝的個人品德也稱揚備至。

（1）司馬遷認為，漢文帝是以國家、黎民百姓為重的一代賢君。他思憂天下，關心民瘼， “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 （《太史公自序》）。他禮賢下士，知人善任。本紀中寫道：“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幾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賄遺金錢，覺，上乃發禦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作品在敘述了漢文帝的一系列仁德之事後，言猶未盡，又藉漢景帝的詔書美道：“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眾。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論贊又說：“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司馬遷之所以對漢文帝如此稱許，是因為漢文帝的“行事”符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馬遷主張為政者應施行“德政”，從《五帝本紀》到《周本紀》，他看重的都是“德”。 《夏本紀》說：“德流苗裔”；《殷本紀》說：“德盛阿衡”；《周本紀》說：“德盛西伯。”但是從《秦本紀》到《呂太后本紀》，司馬遷痛感他們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此處，司馬遷感慨良多！沈作喆說：“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為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服色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寓簡》）湯諧說：“孝文為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其無窮慨慕也。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紀中排纘不盡，止舉其大要，而餘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畫龍點睛妙手。”（《史記半解》）
（2）漢文帝是司馬遷心中的理想帝王，他不僅謙讓、儉樸、寬仁，而且具有勇於納諫的精神。司馬遷在《張釋之馮唐列傳》中通過張釋之、馮唐的犯顏直諫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表現了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盜去高祖廟內座前玉環，漢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滿門抄斬。結果，張釋之依法辦事， “奏當棄市”，並且犯顏直諫：“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順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儘管漢文帝以為張釋之未能體現自己的“承宗廟意也”，但最後還是同意了張釋之的判決。在理解了漢文帝勇於納諫這一層面的意義後，我們也許會看出漢文帝身上還是有不少陰暗面的，他“從善”但並不“如流”，假若張釋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張湯，漢文帝的“仁德”就沒有本篇所敘說的那麼多了。另外，漢文帝還有猜忌功臣的缺點，致使周勃恐懼而死。這方面需參照《絳侯周勃世家》等。

（3）讚揚了上書感動天子的少女緹縈，表明司馬遷對待婦女的觀點是進步的。緹縈是太倉公的小女兒，太倉公會醫術，後受人誣告被解往長安受肉刑。臨行時，五個女兒隨而泣，倉公罵道：“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這時，少女緹縈挺身上書，不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動文帝，除去了“斷支體，刻肌膚”的肉刑。在司馬遷筆下，一位少女的個別行為，與朝廷的政治措施連在了一起，遂使緹縈這一女性形像在中國歷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詠史》詩中稱賞道：“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贊曰：“多男亦何為！一女足成居。”

（4）司馬遷《史記》對帝王詔策多不濫載，唯本篇載錄文帝詔書特詳。李景星說：“太史公於他帝詔令多不載錄，獨於《孝文本紀》錄詔令最詳，蓋以孝文各詔質古溫醇，實屬三代之遺。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諸空言者比也。通篇敘事，純以文勝，寫得秩秩楚楚，優柔不迫。既無《高紀》中疏蕩之氣，亦無《呂紀》中刻摯之筆，又處處與《武紀》中做反面對照。寫仁厚守成之重，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筆墨也。後幅收束，尤為嚴密。從代來即位一段，總敘帝生平於未崩之前；’後七年六月’一段，詳敘帝之遺詔於既崩之後。下又繼以景帝之詔，群臣之議，將帝所行之大事再括敘一番，而以’功莫大於高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一語作為斷定，精確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實筆力。”（《史記評議》）作者在本文中歌頌漢文帝的廢除肉刑，很把它當作一件盛德之事來說，但事實究竟如何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漢書•刑法志》載張蒼、馮敬上書稱文帝之廢肉刑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不夠死刑的為廢肉刑而升為死刑，已經是不合適了；將稍輕之肉刑改為鞭笞，由於打得太重，也等不到打滿數目就被打死了。為此，景帝時曾兩次減少鞭笞的數目，至武帝時重又恢復了肉刑。

本文在揭示統治集團內部的深刻矛盾方面，可謂隱微細緻，發人深思，諸如周勃、陳平等當初為什麼要選漢文帝以及漢文帝入朝後又對周勃、陳平等做了些什麼；在平諸呂中立有最大功勞的是朱虛侯劉章，而文帝即位後又是怎麼對待劉章兄弟的；文帝即位前，曾反复推讓，文帝即位後，又一連對各個方面以及對全國的百姓普加獎賞，這些是為什麼？作者的確歌頌漢文帝，但對漢文帝的某些故弄玄虛之舉，也並非視而未見。摒除表面的一片頌聲，仔細推敲，這裡邊似乎還大有奧妙，很能讓人長見識。關於本文的作者，賴長揚、趙生群等認為本篇作品的作者應是司馬談，而不是司馬遷。趙生群在《司馬遷研究》中說：“司馬談作史之時，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舉行，所以《孝文帝本紀》讚語中說’謙讓未遑至今’；司馬遷作史時，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紀》就不可能再出現’謙讓未遑至今’這樣的話。這是《孝文本紀》為司馬談所做的鐵證。”其說似乎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