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北京之夏，天氣不似今年這麼熱，當時的執政者還是躲出京城涼快去了。那是因為……洋鬼子來啦，而且又是帶著先進的槍炮，不請自來的！老牌帝國主義英國的史書記載，這批洋人為八國聯軍，共有18000人，跟大清的8萬兵勇打了沒幾仗，就把北京給佔了。代價是他們死52人，傷205人；而清軍傷亡4萬人。持續時間是1900年6月20日至8月15日。是謂“北京之戰”，亦稱“北京之圍”或“解救北京”事件。在中國，這是“庚子事變”或“義和團運動”的一部分，一般稱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時間和參戰人數跟義和團運動的定性一樣，還有爭論。
西方列強用了兩個根據來說明這次戰爭的“正當性”。其一是國際法。國際法保護外交使團和使領館，也保護僑居他國的外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中國侵犯了使館，毀壞了外國財產，還殺了外國人，依照國際法和通商條約，應當受到制裁並要進行賠償。這一條好理解。其二是西洋國家作為先進文明的代表，有義務和責任去曉諭世界其他地區文明程度不夠的居民並設法改進他們的野蠻狀態。這一條的荒謬性在當時的大清國上下是不言而喻的，但很不幸，在當時的西方世界頗受贊同。于是，聯軍組成了，戰爭打響了，西方打勝了，中國低頭了。但是，當理性的西方人看到他們的外交官、士兵、傳教士和平民，在這場號稱“正義”的戰爭中，屠殺中國普通百姓、劫掠私人住宅和清朝王公住宅時，不免要問︰中國政府應當遵守有關戰時行為和平時行為的標準法典，聯合干涉中國的列強就不應當遵守嗎？就西方軍隊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蠻表現來看，西方文明真的比東方文明先進嗎？
本書作者喬治‧林奇就是提出這種疑問的西方人之一。此公生于1868年，以戰地記者出名。為了報道這場文明之間的戰爭，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從踏上中國上海寫起，直到事件結束，記下了隨聯軍進京的所見所聞。他說他是“以平等的目光、平和的心態”，竭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來報道的。對此，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有過很多感觸，有同意之處，也有不同意的時候。比如他對英國軍隊的作為，往往欲言又止或文過飾非。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說過︰“有些題材我不能觸及。那些也許說明了我們的西方文明只不過是塊野蠻的遮羞布的東西，想必也無法在英格蘭出版。”又比如他對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後的評語，充滿誤解，等等。但是，為了不影響讀者的獨立判斷，這里就不加細述了。不過我們還是願意指出一點，也就是我們費力翻譯此書的動因，即它畢竟是一個當年在場者的記錄，又對西方文明內部的野蠻行為進行了道德批評和反省，提出了有關種族差別和文明進程之間的關系等重要的問題。于是，既給我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留下了一份難得的親歷實錄，又給當代世界解決文明沖突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思路。
這個譯本是據1901年倫敦和紐約的初版譯的。除本書外，該作者還有一本《戰地記者手記》（Impressions of a War Cor-respondent，1903）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