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

序言
忠臣‧學者‧改革家——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近代化方略之辯——《勸學篇》與《(勸學篇)書後》評析
從一首“傳家詩”看張之洞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兼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涵義
張之洞研究百年大事記
日本檔案中的張之洞與革命黨——以吳祿貞事件為中心
為張之洞釋夢——兼答李細珠諸先生
張之洞的日本政法顧問松平康國(天行)
試論張之洞督粵施政的地方主義傾向
張之洞督鄂與湖北省府主導漢口市政改革
張之洞的聯日制俄政策與日本
張之洞與光緒初年官兵濫殺東鄉縣寨民事件
張之洞參加東南互保的幾個問題
甲午以後張之洞政治地位的飆升
張之洞庚子年何曾有過帝王夢——與孔祥吉先生商榷
張之洞與湖北新軍身體之規訓
張之洞的外交思想
論張之洞與清末湖南對外交涉
張之洞與廣東海防近代化
張之洞對駐防八旗及滿漢關系問題的思考與處理
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的商品賽會
張之洞與江南制造局的遷建風波
論近代湖北織布局的經營危機
論張之洞的理財思想
“湖北新政”與近代武漢的崛起
論張之洞的版權意識——從主張“廣譯”到參與中日版權談判
張之洞與晚清漕運
張之洞與晚清漢江農業
張之洞與清季社會經濟發展
張之洞興辦湖北洋務企業歷史作用探析
張之洞在武漢的興教新政
《經解入門》抄襲張之洞著作條辨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徐建寅《器象顯真》對中國近代工程圖學的貢獻
張之洞與西方社會科學在武漢的初期傳播
簡析張之洞中國文化自信論
漢版《張之洞全集》讀後
為何獨缺聯語?——編纂《張之洞全集》札記之
八州遍到拜公祠——張之洞的蘇東坡情結芻議
張之洞與編訂名詞館
張之洞少年著作《天香閣十二齡課草》介紹
武漢市檔案館發現一批梁鼎芬書札檔案
張之洞傳
後記

今年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重要推動者張之洞逝世100周年，也是張之洞總督湖廣、大規模展開洋務建設120周年，由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江漢大學有關研究機構聯合主辦的“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張氏1893年創辦的方言學堂之後身武漢大學召開，海內外學者匯聚一堂，就張之洞的功業及思想，就中國近代化進程與經驗教訓展開討論。本集為此次研討會的論文選編。

一度擔當中國生產方式近代化轉變的主持者的洋務大吏，是一批新舊雜糅、充滿矛盾的過渡型人物。其代表，朝廷內是恭親王奕訴、內閣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操持實務的封疆大員主要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劉坤一、丁寶楨等人，張之洞（1837—1909）是後來者。曾、左、李等人興辦近代工業，始于19世紀60年代初，而張之洞則在80年代初期方從清流黨轉化並躋身洋務派行列。然而，這位洋務活動的遲到者卻後來居上。人們一般以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作為洋務運動破產的標志，但張之洞的洋務事業恰恰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世紀初年進人高潮，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布紗絲麻四局等軍民用機器工業的興建，新軍的編練、新式學堂的開辦、游學生的派遣等聳動中外的實績，都成就于這一時期。

在張之洞的全部洋務活動中，實業建設是重要的部分。他所主持興建的京漢鐵路是中國第一條縱貫南北的鐵路干線，漢陽鐵廠是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家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湖北兵工廠是清末民初最大的軍械工廠，布紗絲麻四局是華中最大的紡織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張氏看作中國近代工業，尤其是近代重工業的奠基人。毛澤東在談到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時，曾說過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轉引丁守和《關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評價問題》，《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這里所說的“不能忘記”，可以理解為不能忘記他們為中國近代工業所奠定的物質基礎和所提供的經驗教訓。

張之洞洋務建設的另一貢獻，是對近代新教育的推動。

19世紀80年代出任封疆以後，張之洞便大力興辦新式教育。他指出︰“中國不貧于財而貧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氣”，“人才之貧由于見聞不廣，學業不實。”有鑒于此，張氏提出“設文武學堂”、 “酌改科舉”、“停罷武科”、“獎勵游學”等四項建議。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即留意于物色主持新式教育的人才，引時務人教育，改變科舉制義的老套。經張之洞慘淡經營，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湖北成為全國新式教育的一大中心（武漢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湖北圖書館的源頭都要追溯到張之洞的文教創舉），張之洞在朝野贏得了“通曉學務”的聲譽。張之洞成為清末新教育“確立期”的代表人物。

光緒二十八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制訂《欽定學堂章程》，提出我國第一個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學制。這個學制雖參考了“歐美日本各邦成法”，其實多半取法日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清廷派蒙古旗人榮慶會同張百熙管理大學堂事宜。榮慶與張百熙政見不和，欲推倒《欽定學堂章程》。恰在此時，張之洞人京，因他“負海內重望”，“尤抱整飭學務之素志”（劉禺生︰《世載堂雜記‧張之洞遺事》），故張百熙奏請張之洞參加修訂學堂章程。朝廷同意加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二位管學大臣重訂學堂章程，該年十一月重行頒布，這便是《奏定學堂章程》。清末新教育便根據這一章程在全國實施。因該年為癸卯年，故稱“癸卯學制”，是中國第一個經政府正式頒布後在全國範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

此外，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有“變通科舉”之奏，光緒二十九年在制訂新學制的同時，張之洞又與張百熙、榮慶一起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張之洞與盛京將軍趙爾巽等會奏，廢止科舉，廣辦學校。清廷遂于光緒三十一年八月，頒布“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的上諭。“于是沿襲千余年之科舉制度，根本劃除。嗣後學校日漸推廣，學術思想因之變遷，此其大關鍵也。”（《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選舉二）張之洞在其間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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