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曾說,“如果我在提出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的特性時,徹底地用‘技術’代替‘工具論’,我就有可能避免大量的誤解。”杜威雖然沒有關于技術的專門著作,但是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卻充滿了對技術的批判。與通常理解不同,杜威用“技術”描繪人類的各種活動,它是人類面對各種疑難情形時,利用各種探究工具作為手段來解決各種問題。因此,技術是對工具和技藝的探究。
拉里‧希克曼在《杜威的實用主義技術》中,從當代技術哲學的主導問題出發,通過對《杜威全集》的條分縷析式地解讀,比較了杜威與馬克思、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埃呂爾、羅蒂、羅爾斯、諾齊克、溫納等眾多思想家的異同,凸顯了杜威的技術哲學的當代意義。
《杜威的實用主義技術》不僅研究了杜威對技術和科學的看法,而且還涉及杜威的認識論、邏輯學、美學、政治學、宗教學等內容。
拉里‧希克曼,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哲學教授,並擔任南伊利諾伊大學杜威研究中心主任。
目錄
杜威歸來(叢書總序)
中文版序言
致謝
縮略語
導言
第一章 定位杜威對技術的批判
第二章 認知作為一種技術人工物
第三章 藝術中的生產性技能
第四章 從技藝到技術︰杜威對技術史的解讀
第五章 理論、實踐和生產
第六章 工具、歷史和人類自由
第七章 公共體即產品
結語 負責任的技術
附錄1 原叢書主編序言
附錄2 引用文獻頁碼
索引
譯後記
中文版序言
致謝
縮略語
導言
第一章 定位杜威對技術的批判
第二章 認知作為一種技術人工物
第三章 藝術中的生產性技能
第四章 從技藝到技術︰杜威對技術史的解讀
第五章 理論、實踐和生產
第六章 工具、歷史和人類自由
第七章 公共體即產品
結語 負責任的技術
附錄1 原叢書主編序言
附錄2 引用文獻頁碼
索引
譯後記
序
約翰‧杜威在1930年發表的論文《我相信什麼》(What I Believe)中,對技術進行了非凡的描述。杜威拒斥了通常認為技術是“應用科學”的觀點,認為“‘技術’象征著所有的理智技巧,自然和人的能量就能借此導向和用于人類需求的滿足。技術不能局限于一些外在的和相對機械的形式。面對技術的可能性,傳統的經驗概念就顯得過時了。”
從這段話中,有人首先注意到的是,杜威似乎回避了技術是好是壞的問題。他簡單地聲稱技術是理智的。因為我們通常認識理智是好的,所以技術肯定也是好的。但是,如何看待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那些可怕的後果呢?如何看待全球變暖和核毀滅的威脅呢?如何看待有毒廢物、地雷的擴散和生物恐怖主義的前景?杜威怎麼會不加限制地認為技術是好的呢?
當我們把杜威對技術的看法與其他著名哲學家對技術的評價相比較時,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例如,在 世紀30年代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dorAdorno)認為,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規模的破壞,由此威脅到人類最值得珍視的東西。20世紀50年代,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技術造成的問題是把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事物都罷黜為用于各種類型的大規模生產的“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或原材料。20世紀60到70年代,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強調“交往”和“解放”行動的發展戰略的重要性,以抵抗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s)的潛在影響。從這些值得尊敬的哲學家們提出來的可怕預言來看,社威怎麼會如此積極地看待技術提升人類生活的潛力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于杜威認為工具和技藝(technique)不同于技術(technology)。杜威追溯到希臘語“技藝”(teehne,也就是廣義的藝術)和“邏各斯”(logos,也就是研究或探究)的起源。因此,在杜威看來,技術就是對我們的工具和技藝的探究,這就像地質學是對地球物質的探究和生物學是對生命形式的探究一樣。杜威之所以認為技術是理智的,是因為技術涉及到對我們用來控制周圍環境(包括社會環境)的便利和限制的工具和技藝不斷進行批判和改進。
杜威認為,我們不能認為技術本質上是壞的,就像我們不能認為地質學或生物學本質上是壞的一樣。不過,我們承認有時候會誤用工具和技藝,由此造成了一些破壞性的、危險性的、甚至災難性的情形。但是,發生這些情況並不是技術的過錯。這種錯誤是由于共同體的理智沒有克服貪婪、缺少遠見卓識、軟弱無力或者精巧探究的其他失敗造成的。
這里的關鍵詞是“探究”(inquiry),而探究嵌入在共同體中。當一些熟知的習慣、技藝或工具在一種新的情形中失效時,就需要探究。當探究成功時,就產生了新的東西︰新的結論、新的習慣、新的技藝、新的工具。結果與出問題的情形恢復了協調。
當杜威告訴我們,技術“不能局限于一些外在的和相對機械的形式”時,他試圖打破具體有形的工具和抽象無形的工具之間的傳統的本體論的劃分。在杜威看來,技術在概念和觀念領域中的運作,就像它能夠在手工工具和機器領域中運作一樣。因此,杜威用對技術的功能理解取代了海德格爾和其他哲學家從本體論的立場看待技術的觀點。這就從對事物是什麼的研究,轉向了對事物能做什麼的理解,這就對我們理解技術的範圍造成了諸多後果。
如果我們認真地看待社威,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學者那樣,認為技術與生活和人類共同體的利益不相容。與此相反,應該把技術理解為一種人類的自然活動,這種活動就像我們投身日常生活、在藝術中進行創造性的活動、把共同體作為共同利益的表達工具、力圖教育我們的孩子一樣自然。所有這些活動都涉及到工具和技藝的使用,這其中也包括社會禮儀。如果這些工具和技藝是按照包含理智的方式實施的,那麼它們都需要“技術化”(techn-ology)。這就是為什麼杜威在把技術稱為理智的時候沒有回避問題。
杜威同時還告訴我們,這種對技術的理解使傳統的經驗概念過時了。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杜威拒斥了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西方哲學傳統認為,我們必須到經驗之外尋找評價我們經驗的標準。杜威認為,我們用來增進知識的標準,是作為我們制造和行動的副產品而發展出來的。它們是作為工具而產生的,我們用這些工具達成與這些目標相互影響的各種目標,改變工具和目標的性質,產生新的材料、更好的工具和更有用的結論。
……
從這段話中,有人首先注意到的是,杜威似乎回避了技術是好是壞的問題。他簡單地聲稱技術是理智的。因為我們通常認識理智是好的,所以技術肯定也是好的。但是,如何看待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那些可怕的後果呢?如何看待全球變暖和核毀滅的威脅呢?如何看待有毒廢物、地雷的擴散和生物恐怖主義的前景?杜威怎麼會不加限制地認為技術是好的呢?
當我們把杜威對技術的看法與其他著名哲學家對技術的評價相比較時,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例如,在 世紀30年代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一代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dorAdorno)認為,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規模的破壞,由此威脅到人類最值得珍視的東西。20世紀50年代,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技術造成的問題是把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事物都罷黜為用于各種類型的大規模生產的“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或原材料。20世紀60到70年代,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強調“交往”和“解放”行動的發展戰略的重要性,以抵抗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s)的潛在影響。從這些值得尊敬的哲學家們提出來的可怕預言來看,社威怎麼會如此積極地看待技術提升人類生活的潛力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于杜威認為工具和技藝(technique)不同于技術(technology)。杜威追溯到希臘語“技藝”(teehne,也就是廣義的藝術)和“邏各斯”(logos,也就是研究或探究)的起源。因此,在杜威看來,技術就是對我們的工具和技藝的探究,這就像地質學是對地球物質的探究和生物學是對生命形式的探究一樣。杜威之所以認為技術是理智的,是因為技術涉及到對我們用來控制周圍環境(包括社會環境)的便利和限制的工具和技藝不斷進行批判和改進。
杜威認為,我們不能認為技術本質上是壞的,就像我們不能認為地質學或生物學本質上是壞的一樣。不過,我們承認有時候會誤用工具和技藝,由此造成了一些破壞性的、危險性的、甚至災難性的情形。但是,發生這些情況並不是技術的過錯。這種錯誤是由于共同體的理智沒有克服貪婪、缺少遠見卓識、軟弱無力或者精巧探究的其他失敗造成的。
這里的關鍵詞是“探究”(inquiry),而探究嵌入在共同體中。當一些熟知的習慣、技藝或工具在一種新的情形中失效時,就需要探究。當探究成功時,就產生了新的東西︰新的結論、新的習慣、新的技藝、新的工具。結果與出問題的情形恢復了協調。
當杜威告訴我們,技術“不能局限于一些外在的和相對機械的形式”時,他試圖打破具體有形的工具和抽象無形的工具之間的傳統的本體論的劃分。在杜威看來,技術在概念和觀念領域中的運作,就像它能夠在手工工具和機器領域中運作一樣。因此,杜威用對技術的功能理解取代了海德格爾和其他哲學家從本體論的立場看待技術的觀點。這就從對事物是什麼的研究,轉向了對事物能做什麼的理解,這就對我們理解技術的範圍造成了諸多後果。
如果我們認真地看待社威,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學者那樣,認為技術與生活和人類共同體的利益不相容。與此相反,應該把技術理解為一種人類的自然活動,這種活動就像我們投身日常生活、在藝術中進行創造性的活動、把共同體作為共同利益的表達工具、力圖教育我們的孩子一樣自然。所有這些活動都涉及到工具和技藝的使用,這其中也包括社會禮儀。如果這些工具和技藝是按照包含理智的方式實施的,那麼它們都需要“技術化”(techn-ology)。這就是為什麼杜威在把技術稱為理智的時候沒有回避問題。
杜威同時還告訴我們,這種對技術的理解使傳統的經驗概念過時了。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杜威拒斥了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西方哲學傳統認為,我們必須到經驗之外尋找評價我們經驗的標準。杜威認為,我們用來增進知識的標準,是作為我們制造和行動的副產品而發展出來的。它們是作為工具而產生的,我們用這些工具達成與這些目標相互影響的各種目標,改變工具和目標的性質,產生新的材料、更好的工具和更有用的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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