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76—1983)

序
自序︰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序一︰歷史與攝影
序二︰以人為本用影像解讀歷史
第四版序︰偉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現
第四版序︰真相從事實之中浮現
第四版序︰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
第一版自序︰實事求是
正文
索引
出版後記

最後一批游客離開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著大眼鏡的滿族人溥杰引導我緩步走向午門，門衛微笑著招呼我們進去。夜幕漸漸籠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門。

“我曾經因為穿著佩有黃色飾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邊說邊領我走上一條壯觀的深紅色皇家大道。“在這兒，”他比畫說，“哥哥曾和我學騎自行車。”然後，他指向另一個方向，告訴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師從著名的蘇格蘭老師莊士敦學習英語。

在我跟中國打交道的漫長歲月中，這是一個無法忘卻的瞬間︰拍攝這樣一個滿族人的機會絕無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而北京故宮這塊天子的塵世領域，曾是他們短暫居住過的家。

我在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出生于香港，當時它仍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並沒有在那里度過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將剛學會走路的我送回祖國大陸。我關于“玩”的最早記憶是參加“除四害”運動，為的是將食物鏈上的敵人趕出這個國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蒼蠅，後來認識到麻雀吃害蟲，不是害鳥，所以就改成了臭蟲。）《人民日報》1958年4月19日的報道說，300萬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時間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個全民荒唐的時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當于一個人一天的配給口糧。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業——被我以無比熱情奮力消滅的滿滿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蒼蠅，以及逮住的幾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現”一欄的成績很少會超過“丙”。母親被劃定為“官僚階級和平地主”，盡管她的階級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後代。許多中國人都了解那些被劃入“錯誤”成分的人受到了多麼巨大的沖擊。

“除四害”運動轉移了人們對全國食品日益短缺的嚴峻形勢的注意。我的同學主要是解放軍高級軍官的後代。盡管被他們視為“階級”異類，我仍然參加了那場狂熱的“大躍進”。就在那時，我目睹了“大躍進”政策所帶來的普遍帶來不良的惡果︰饑餓不只存在于這個國家最貧困的人當中，它就出現在我們身邊。與我一起玩耍的鄰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營養布四肢浮腫。浮腫的情形也發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鄰居身上，他們在1954年的全民國有化浪潮中佔據了原本是我們家私產的庭院。（我們家族的財產包括母親出嫁時外祖母給她作嫁妝的房子。）有一次社區殺了一頭豬，我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才買到配給的20克豬油，這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已經一目了然。隨著情勢更加惡化，父親安排我回到了香港。當時中國正處于3年自然災害（1959—1961）中，據稱有許多人餓死。回到香港後，我學習了英語和粵語。（日者 shu）假里，父親教我將美聯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聞稿翻譯為中文。

1970年，我離開香港赴美留學，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主修政治科學。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選修了《生活》（Life）雜志著名攝影師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攝影課。這一學期成就了我以後的生活︰畢業後，我追隨米利，在《生活》雜志做起了實習生。我在恰當的時間被放到了恰當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關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為《時代》（Time）雜志北京首個辦事處的一員，成為《時代》在中國的第一位常駐北京的外籍攝影記者。

其實在那之前，我作為職業攝影記者與中國的接觸就已經在震撼中開始。1976年的大地震將唐山摧毀，就連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傳過來的時候，我正在歐洲拍攝在里斯本作競選巡回演說的葡萄牙共產黨候選人。隨後，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傳來，我前往西班牙拍攝社會黨候選人菲利普‧岡薩雷斯（Philippe Gonzalez）。當時他正領導學生集會，要求結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時代。接著在巴黎，我計劃拍攝法國總理雷蒙‧巴爾（Ragmond Barre），卻在離開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從當日《費加羅報》（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澤東已經離世，就聯系了在紐約的經紀人羅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為我搞到了一份為《時代》雜志拍攝毛澤東葬禮的委任狀。但我進入中國後卻滯留在了廣州，于是我開始拍攝沉浸在哀悼中的廣州市民。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我將要從這里開始拍攝“毛以後的中國”的旅程。

四年後，我加入美聯社。1980年，美聯社北京仇視由傳奇人物約翰‧羅德里克（John Roderick）領導。羅德里克是美聯社資深的首席記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訪過毛澤東與周恩來。1971年，他被指派報道美國乒乓球隊對中國的訪問）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對中國的里程碑式的訪問鋪平了道路。後來，周恩來告訴羅德里克︰“你打開了大門。”

很自然地，當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時，美聯社便委派羅德里克從東京前往北京，重建新聞分社。在羅德里克的游說下，我接受了美聯社的雇用，成為中美恢復外交關系後第一個駐華攝影記者。我在北京度過了難忘的五年時間，後來又成為駐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的記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磯的新任命，帶著我的家人離開北京。在北京舊機場，我的司機小張對我說“再見”，那是一次讓人感動的告別。小張是一個大個子，有些靦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話逗樂。他由中國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處委派到美聯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機。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斷在外奔波，隨時準備奔赴新的消息來源進行拍攝，因此他幾乎成了我的專職司機，長期伴我左右。我們通過西單電報大樓把每張照片歸檔，將做好說明的照片送往郵電部辦公室，並由無線電傳往東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聯社仇視才獲準使用自備的圖片傳送機將新的圖片直接傳送到東京和紐約。1981年，中國許多軍工廠被解散，工人們制造的產品被準許在自由市場上出售。我購買了一輛帶挎斗的國產三輪摩托車，它的原型是德國的寶馬，後來通過東德和蘇聯進入中國。為了幫助我通過考試，小張替我找來一位駕馭老師。可惜的是，在嘗試了三次路考之後我不得不放棄，我終于明白我永遠無法獲得一個由公安系統簽發的車子執照︰他們只給汽車發黑牌，不輸摩托車牌照。

在中國女排戰勝美國隊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門廣場拍攝隨後的群眾游行。就在按下快門觸發閃光燈的瞬間，興奮的群眾把我從我所站的交警指揮台拋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壓在了好幾個人身上。第二天，小張讓我簽署一份報告。我自己當時沒有發現，而他告訴我，歡慶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潑硫酸，幾乎毀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車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張擔任著我可靠的司機，直到1984年我們在機場分別。

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姚偉曾叫我參加過一個會議。他告訴我，他們調查了1979—1981年外國媒體的活動，發現西方發表的關于中國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攝的。對這個數字以及他們調查的認真性我很是驚訝。實際上，關于已發表的照片，這樣一個數字並不難獲得，因為在1978年到1980年間，我是北京唯一一個外籍新聞攝影師。（1981年，合眾國際社的邁克‧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進來。）更讓人驚訝的還是他們的反應︰“劉先生，以後請不要那麼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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