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書英文版于20年前出版起，每當看到其中的許多思想被那麼多論述國家及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著作所引用，我都由衷地高興。這些著述涉及的地域十分廣泛，從南太平洋（Dauvergne，Peter 1998）、日本（Haddad，Mary Alice
2007），到伊朗（Smith，Benjamin2007）。在這些著述中，我在本書中提出的國家嵌于社會中的思想得到了新一代比較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的共鳴。從韓國，到土耳其，再到英國，年輕一代學者運用並改進了本書提出的分析路徑。
《強社會與弱國家》一書的目標之一是提出一個對國家進行比較研究的新模型，這個模型應該不同于基于歐洲歷史——至少是許多學者所認為的歐洲歷史——得出的國家模型。我很高興地看到，許多新研究都開始脫離歐洲模型而尋求更為動態的分析模式。美國、歐洲、韓國和其他地區的年輕一代學者們都開始棄用決定論色彩濃厚的分析路徑（approach），而轉向歷史的、過程導向的研究路徑，以分析（社會發展的）非決定性和不可預測的結果。
雖然存在著各種問題，但我們還是不能徹底拋棄歐洲模型。不論好壞，歐洲模型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一種期望︰國家應該做什麼，國家應該包含哪些機構〈如議會、法院、公立學校等）。這種期望在全球範圍產生了作用，使各個回家看起來十分相似。邁耶（John Meyer）等人將此類國家機構（制度）的復制視為“在資源和傳統截然不同的環境中的結構性外Π似”（Mcycr，John W
1997，s145），而我則簡單稱之為“國家的形象”（Image of the state）———個關于網家應該做什�、的規範性理解。
國家的形象包含什麼內容呢？它包含了兩個本相悖的基本要素，它們同時很好地描繪了國家作為統治者和乞求者的雙重角色。統治者的角色是山韋伯刺國家的描述——國家是通過宣稱“在一固定領土內合法地壟斷武力”而實現“人統治人的關系”一引申而來的（224 Gerth，HH．
1958）。國家對嘲弄其權威的人——無論是本國國民還是外國國民——施以可怕的威脅。在這一圖像下，國家是復雜但一元的——整合的、有凝聚力的、自主的，並日在任何領域都（能有效）發揮作用。就像–台開足了馬力的機器，國家擁有廣泛的社會控制能力。國家最根本的工具是暴力。
國家的第二個形象，也就是它作為乞求者的形象，卻體現了國家更多地是生長于社會之中，而非僅僅是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如其統治者形象所描繪的那樣）。在這里，我將以現代社會和學的另一個奠基人迪爾凱姆為例來說明。對迪爾凱姆而言，國家是“所有事物聚集在一起”的中心點。國家聯合了“由社會集體在長時間內醞釀產生、並在每個社會成員之中散播的情感、理想和信念”（Durkheim，E．
1986）。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制造了國家；用安東尼‧馬利斯的話來說，則是“大眾間最廣泛的忠誠都聚集在一起，服務于國家由國家提供”（Marx,A.W.2003）。此處，最根本的工具是忠誠或者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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