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論叢︰北美華人東亞圖書館文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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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看錯別字、俗字、異體字和新詞
今本《竹書紀年》附注之“寒門”、“塞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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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後記

這部《天祿論叢——北美華人東亞圖書館員文集》，正如副題所示，是“北美華人東亞圖書館員文集”。顯然出于謙遜的緣故，編者選擇了“圖書館員”這一平實的稱號來表示他們的專業身份。但據我所知，本書所有的作者都是北美第一流東亞圖書館的主要負責人，他們的正式職位或是“主任”或是“館長”。作為一個華人群體，他們構成了北美東亞圖書館界的領導階層。

“圖書館”是現代名稱，但它在中國的起源極早。《史記‧老子傳》記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索隱》解之曰:“周藏書室之史也。”老子生平事跡一向聚訟紛紜，可以不論。不過這條記載至少說明，太史公父子所見史料中，周代已有國家圖書館，名之為“守藏室”，其負責人則稱之為“史”。我們還有理由相信�“守藏室史”的制度在殷代便已存在。不但《尚書‧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之說，而且近代在安陽發掘的大批甲骨刻辭也證實這些王室的檔案當時有專人管理。再證以三十年前在陝西周原所發現的周初甲骨文一萬七千余片，其中有文王祭祀殷先王的卜辭，則孔子所謂“周因于殷禮”的著名論斷，確有堅強的根據。如所測不誤，“守藏室”的制度也許是從殷代傳衍到周代的。

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的傳說雖不足信，但是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即戰國、蓁漢之際學術界已取得共識，掌管國家圖書的人必須是當代最受推重的學問家。當時盛傳“孔子問禮于老子”，而“禮”則是古代學術的總匯。所以這一傳說無意中折射出“守藏室史”的崇高學術地位。

從先秦的傳說轉移到漢代的歷史，“守藏室”制度在中國學術史上的無上重要性便完全顯示出來了。漢廷繼秦火之後，廣收天下遺書，藏之秘府，建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皇家圖書館。秘府中書籍越積越多，便必然引出整理、分類、校勘等等迫切的需要。這一重大任務順理成章地落在圖書館負責人的身上。因此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劉向“領校中秘書”無論就中國圖書館發展史或學術思想史而言，都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他出身宗室，早年便以治《谷梁春秋》著稱，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的石渠會議，討論五經異同，他已參與其盛，年紀還不到三十。所以他五十四歲“領校中秘書”時正是當時最負重望的經學大師。這一職務如果用現代名稱來說，即是國家圖書館館長兼古籍整理會主任委員。在這一崗位上，他領導著幾位專家，進行了書籍分類、文本校訂和著錄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公元前八年他逝世之後，“領校中秘書”的任務又由他的兒子劉歆繼承了下來。前後經過二十多午的努力，劉向父子不僅建立了一所完備的內府藏書室，而且也奠定了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基礎。後來班固撰《漢書‧藝文志》便完仝接受了劉氏父子《七略》的分類系統，同時也充分采用了劉向關于文本的校訂和提要（即《別錄》）。兩干年來中國書籍分類與學術源流的研究雖不斷粹陳出新，但始終未脫離二劉所建立的典範。清代官修《四庫全書》和編寫《總目提要》便是最後一個規模最大的史例。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特撰《尊劉》篇（內篇第二），認為劉氏父子對于“文史校讎”之學的貢獻，絕不遜于許慎、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功績。

由上面簡述可知，中國的藏書系統和學術系統不但是同時開掎的，而且也是同步發展的。至少從劉向算起，歷代“守藏室史”的職位（無論稱之為“圖書館長”或“圖書館員”）都是從最有造詣的學者中選拔出來的。這幾乎可以算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項特色。我說“幾乎”，是因為西方古代也發生過類似的歷史現象。例如托勒密（Ptolemy）王朝的皇家圖書館館長白始便由第一流經典學者擔任:他們大規模地收集希臘文稿，然後加以整理編目、考訂。其中尤以伽里馬初（Callimachus，公元前三世紀）貢獻最大，他的校訂和提要是西方目錄學和文獻學的開端。伽氏比劉向早兩個世紀，但以工作的性質而言，他們可以說是東西互相輝映。不過伽氏所開創的傳統在茁方��斷時續，不像劉向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代。

認清了中國文化中這一特殊背景，然後我們才懂得為什麼上世紀中葉以來，華人學者竟能在北美東亞圖書館界開一新紀元。美同的“漢學”（或“中國研究”）一向落後于歐洲，但二戰以後則急起直追，很快地便居于世界領先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則是許多第一流大學紛紛加強以至重建其中文藏書，以適應國際形勢的新需要，這一新興的學術動向為寄寓北美的華裔文史學人提供了施展長才的機會。

六十年來北美“漢學”或“中國研究”的突飛猛進，我恰好是一個見證者。我可以很負責地報告，“漢學”或“中國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持各大圖書館東亞部門的華裔學人是最大的功臣。正由于他們建立了完善的支援系統，北美的研究隊伍才能迅速地成長起來。這一支援系統並不限于圖書的收集、分類、整理等等，而且包括華裔主持人所堤供的關于目錄學、版本學以及一般文史方面的知識。這種知識上的點撥往往能對青年研究者發生催化作用，使他們堤前進人掌握中心論題的狀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哈佛燕京圖書館首任館長裘開明先生對于許多博士研究生都曾給予啟蒙和指引，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因此一九六四年費正清（John K．Fairbank）和賴世和（Edwin O．Reischauer）特別把他們合寫的《東亞:現代的轉變》（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獻給裘先生，感謝他為美國好幾代學人提供了研究的便利。這一獻詞富于象征意義，可以一般地適用于所有北美東亞圖書館界的華裔主持人。最近讀到錢存訓先生的自傳，我覺得他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任上所作出的貢獻，和裘先生之于哈佛恰如先河後海相得益彰。裘先生是第一代，錢先生是第二代，而後者通過教學又培養出好幾代的人才。

總之，由治學有成的專家來領導圖書館的事業，在中國已有兩千年以上的傳統。這一傳統竟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移植到北美，並意外地得到發揚光大。《天祿論叢》這部文集的特殊文化意義便在這里:它為這一傳統的海外傳播提供了最有價值的學術例證。本書作者人人學有專精，寫出的論文也篇篇出色當行，讀者自可一覽無余，用不著我來分別詳說了。

承命作序，不敢草率為之，僅就歷史背景略作疏通證明。讀者察之。

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