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一種社會中間階層的人生哲學

《六十年代生人思想錄》總序
上篇 我是誰
「我是誰」的問題是人生哲學的出發點
我不是什麽人
我是社會中間階層知識分子
我是農民的後代
我是中國人
我是自然與人類之子
我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實現者
我是悲劇人生觀的倡導者
中篇 我該怎樣做人
做人是一件艱難而美好的事情
成為自己與承擔角色
做人與處世
中心與邊緣
人在邊緣
如何經營人生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知其可為而不為之
有所得必有所失與有所失必有所得
伯樂相馬新釋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重釋
「任性」、「縱情」重釋
「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重釋
「飛揚跋扈「、「不可一世」重釋
天人如何合一人人如何合一
先人後己可行嗎舍己必定利人嗎
公正必須無私嗎無私就會大公嗎
是大河無水小河干嗎
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有功於社會
為什麽要幫助他人
怎樣幫助他人
助人之心、防人之心與適當的人際距離
公民與公共生活
下篇 我能成就什麽
生命的價值或生活的意義
何謂成功和幸福
如何兌現善惡有報的倫理承諾
也說成熟
追求完美的風險
我無力也不想讓所有的人都滿意
低調的希望
簡朴的豐富
寬容的權力
寂寞的聲望
滿頭白發與永遠年輕的心
恐懼死亡與從容赴死
離開人世前應償還所有的欠債
後記
王江松作品一覽

六十年代生人的思想文人化定位

我出生於1963年，今年38歲，已近不惑之年。

「文革」爆發那一年，我3歲；林彪摔死於溫都爾汗那一年，我8歲；毛澤東逝世和粉碎「四人幫」、 「文革」結束那一年，我13歲；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二年即1979年，我考人武漢大學，那一年我16歲。此后的歲月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成長的，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經常索繞於我腦海中的一個問題是：20世紀60年代生人，前與40年代、50年代生人相比，后與70年代、80年代生人相比，有什麼聯系和區別？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給中國的歷史奉獻一點什麼獨特的東西？

一

四五十年代生人，年長者已屆六十，年少者也已過四十。這一代中冒尖的人已經功成名就，活躍在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可以說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中堅力量和領導階層。這一代中平凡的人，有的已經或將近退休，有的正被下崗失業問題所困擾，更多的正在過着一種小康或溫飽的生活。他們比我們有更多的經歷。他們經歷了1949年國體的巨變，經歷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經歷了反右、「大躍進」和「三年天災人禍」，經歷了四清、「文化大革命」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們正在經歷這些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或者還沒有出生，或者還是懵懂無知的小孩。如此復雜的經歷，既給他們帶來了豐厚的精神財富，也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因襲和重負，有的人甚至已經被歷次政治運動摧殘得一塌糊塗了。他們當中有些人能成功地把苦難轉化為財富，成為傑出的政治家、藝術家、思想家、企業家，但更多的人被磨平了、被醬染了，他們因此而消沉了、麻木了、認命了，隨波逐流了。他們的熱情幾近消退，他們的壯志幾近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幾近泯滅。

與前輩們相比，我們60年代生人沒有經歷過那麼多的苦難和折磨，也沒有承受那麼多因襲的重負。正好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進人了精神上的發育成長時期，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精神上的自我同一性，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我們雖然從時間上經歷了「文革」的全過程或「文革」的中后期，但童年和少年強健的天賦、天真未鑿的野性和調皮好玩的孩子氣，使我們有效地抵御了來自「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傷害，甚至能夠把成人社會一切血腥殘酷的事件（比如武斗、批斗游街等）轉化為兒童世界中歡樂的游戲節目。當我們進人成人世界的時候，恰好中國已經改革了，已經開放了。我們是改革開放的最早最直接的受益者。對老一輩來說，改革開放是一種補償，是遲到的春天；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改革開放是凈所得，是正逢其時的春天里盛放的似錦繁花。對老一輩來說，改革開放在給他們帶來解放的同時，也帶來了某種沉重的壓力，有些人甚至不能適應這一時代的潮流；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改革開放正好和我們內在的本性要求相呼應，我們與改革開放就像魚和水一樣天然交融。我們這一代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到90年代末，已經開始頭角崢嶸地涌現在中國社會的舞台上了。在我們當中，已有很多人30多歲就已經成了副教授、教授或處長、司局長，或身價千萬的老板和企業家，而且在演藝界已占據半壁江山，在新聞界也縱橫馳騁。我們這一代已開始在各個領域擺開了與老一輩人一爭長短、一競高低的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