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初涉政治學的中國讀者來說，肯尼斯‧米諾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歐洲知識界，這位業已退休的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卻一度是出鏡率很高的公眾人物。他做過《泰晤士報》的專欄作家，還錄制過名為“新啟蒙”的電視節目。一位有著如此經歷的學者，晚年撰寫一本政治學的入門小冊子，想來是很自然的。但是，考慮到米諾格主要憑先期出版的《自由性靈》、《民族主義》、《異化的權力》等學術力作而贏得了自己的聲望，我們就應該恭敬地看待手頭這本似顯平常的通識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這本小冊子是米諾格長期理論思考的凝練表達，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借著一本小書，他為什麼能深入淺出地講一些大道理，而且講得那麼通暢，那麼令人三思。
在日常言談中，人們往往把政治比作游戲。但在歷史上，參與這種游戲卻要冒很大的風險。涉身官場的每一個人，大略都能體驗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說高層權力斗爭的流血和死亡所營造的那種恐怖氣氛了。現代政治的一個文明化表現，也許就在于使從政不再成為一種引來莫名殺身之禍的高危職業。今天，雖說政客之間和政黨之間的角逐依舊暗含著陰謀伎倆，但是，憲政法治的制度框架，畢竟為政治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游戲規則。正是靠著這些規則的約束，政客和政黨的表演不僅看來益發輕松，而且，其行動邏輯也有了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緣此，那些掌握系統論、博弈論統計學等數理方法和先進計算機工具的當代學者，便試圖像科學地研究自然一樣科學地研究政治。他們挖資料，采數據，建構起一種又一種解釋框架，不斷提高著政治行為分析和政治過程研究的科學化水準，也直接或間接地為政治決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參謀意見。但是，政治學研究只能沿著這樣的路線朝前走嗎？米諾格說:“現代社會就是資料慢性中毒的社會。”這話幾乎明示了對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批評。
本書使用了若干通俗類比，其中頗具深意的，是把國家哈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駕馭國家這艘航船的藝術。”一如航行需要燈塔，國家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學不能在好政府與壞政府之北京時間保持中立。米諾格告訴我們，在思考良政善治這一重大問題的時候，歷史方法也許比科學方法有用得多。于是，本書就試圖通過歷史的巡禮，給們指示一條理解政治的路徑:希臘民主如何訴諸公民參與；羅馬共和怎樣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文明發展的重要一環；國家的政治整合與個人的自主獨立為什麼成為政治現代性的雙重面相；以及，為謀求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良性均衡，現代政治文明如何從傳統中撮價值資源，又怎樣超越古典主義，在更高水平上構建了崇尚自由的憲政民主體制，等等。也許可以適應癥，高屋建瓴和娓娓道來的歷史敘事，是本書最引人入勝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理論造詣深厚的公共知識分子，米諾格熟悉文明史上的價值之爭，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當代共識性政治話語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願意啟發讀者去思考，而盡量避免代讀者下結論。“為政治導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義’”，也許是本書最旗幟鮮明的立場表達。但悉心揣摩，我們又會在這一立場表達背後發現某種思想的審慎。其辯證意涵是:在形而上的價值層面，追求正義儼如來自神聖之域的絕對律令，天然正當且永遠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層面，若監察既定的政府組織或政策實踐，看其有沒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正義要求，則必須用懷疑的目光來打量。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趨向正義的每一點進步，都應給予打量。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趨向正義的每一點進步，都應給予首肯；但對那些打著道德旗號徹底改造世界的政治運動，卻應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與專制主義不相容，可是，專制主義並非只有一種。歷史上曾大行其道的專制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著理想外衣的意識形態，卻帶來了現代僭政的新隱憂。因此，應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歷史告訴我們，“政治艱難地支撐著一個平常的世界”，但在這個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內容並不關系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內容不是與裁判爭辯”。在這個意義上，米諾格說要防範政治的僭越，歸根到底就是要防範公共權力的僭越。
在米諾格看來，我們或可制訂出相對正義、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規則，但仍無法解決在廣闊背景中的人性叵測與文化差異。所以，向往理想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要警惕種種或明或暗的“狹隘偏見”。也正因此，政治學處于“通識教育的核心”，它關切著我們在道德品性和經驗生活中的雙重幸福。
2008年4月2日于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