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

編輯人語
自序
引言：理解胡適
第一章 一個新文化人的誕生
一、故鄉·家世·童蒙
　二、新學堂的教育
　三、向西走：吸收新大陸文明
　四、思想性格的形成
第二章 新文化規范的設計
一、「文學革命」的示范意義
二、胡適與陳獨秀思想的異同
三、「再造文明」的理想
第三章 實驗主義的哲學思想
一、哲學是人學
二、實驗主義的思維術
三、社會歷史觀：走向非決定論
四、中國哲學史研究范式的創建
第四章 現代人生意義的揭示
一、」人死觀「批判
二、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
三、現代人生觀的科學基礎
四、人生的意義——不朽
第五章 「整理國故」的火焰
一、胡適與清代朴學的因緣關系
二、「整理國故」主張及其影響
三、胡適的歷史學成就與治學方法
第六章 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
一、破除「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
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反省
三、西方近代文明進步的內涵
四、民族心理的變革
第七章 社會政治漸進改革的知與行
一、思想啟蒙的承續與挫折
二、人權、法治與思想自由
三、孤立於極權政治之外
第八章 晚暮看中國傳統與將來
一、對「蘇俄模式」的認識
二、自由主義的真諦
三、自由主義植根的歷史文土壤
四、世界現代文明 的大趨向
第九章 歷史的回響
附錄：主要參考文獻和征引書目

1986年秋，我開始進入胡適研究這一領域，迄今已有十六個年頭了。在這期問，我個人經歷了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在北大教學等不同階段，雖學業在不斷上升，研究課題亦時有變化，但主要精力還是放在胡適研究這一課題。在這一領域，我的成果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發表了研究胡適的系列淪文。它們是：《胡適早期政治思想研究》(1987年6月，碩士論文)、《重評胡適》(1987年12月)、《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意義闡釋》(1990年7月)、《胡適與陳獨秀之思想比較》(1991年10月)、《胡適與中國傳統文化)(1991年11月)、《胡適與儒學》(1995年5月)、《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1995年6月)、《胡適與北京大學》(1997年5月)、《胡適與道家》(1998年8月)、《胡適與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10月)、《胡適的文化世界》(1998年12月)等。這些論文發表后，在海內外同行中產生了一定影響。二，整理胡適文獻。主要有：《胡適書信集》(三冊，與耿雲志先生合作，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適文集》(十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另有已整理而未出版的《胡適全集·書信卷》(四卷)、《胡適日記》(十卷)。其中北大版的《胡適文集》比較精細，所收文字達六百五十多萬字，是目前海內外胡適著作結集規模最大的一套，編輯在文字校勘方面亦下力甚大，故我常常喜歡向人們推薦這部文集，作為胡適研究的入門讀物。事實上，這套《胡適文集》也成了近年來海內外研讀胡適著作的主要案頭讀物之一。三，編輯了一些與胡適有關的資料。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時事出版社，1999年)、《追憶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解析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再讀胡適》(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中國的文藝復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等。四，寫作並出版了《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這部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此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基礎上擴充、修改的。現在已有不少以胡適為專題研究的博士、碩士畢業論文，這篇博士論文可以說是大陸這一系列博士、碩士論文中的第一篇。

現在回想自己當初進入胡適研究領域，做這麼一個大題目，的確有一點冒失。記得我首次發表《重評胡適》那篇論文時，責任編輯為了慎重起見，就一定要我的導師林增平先生親自審讀把關，而林先生為了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站穩腳跟，特又囑我需引經據典來說明自己重評胡適的理由，這就是《重評胡適》那篇文章第一段為什麼引用大段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評價黑格爾、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語錄的緣由。那篇文章發表后，沒想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國內有包括《新華文摘》在內的十余家報刊、雜志轉載、轉摘，我第一次感受到一項學術上的突破在知識界可能產生的后續影響。從此以后，我的名字開始與胡適研究緊緊連結在一起。

1990年我經歷了另一次飛躍，那年夏天我寫作了《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意義闡釋》一文，這不過是一篇五千字的短文，文字之凝練，思想之成熟，似乎是我學術生涯的又一次新的突破。我至今能清晰地記憶起自己寫作那篇文字時內心的激動、沖動，由於有一年的時間沒有發表文字，自己的內心世界像一座蓄積待發的火山，尋找噴吐的突破口，胡適這一主題終於再一次成為表現自己思想的最好題材，這是一次學術、思想積累的真正爆發。當時國內外學術界不要說根本沒有條件計論自由主義，就是使用這一詞眼的學人幾乎也很鮮見。故以自由主義，就是使用這一詞眼的學人幾乎也很鮮見。故以自由主義為主線來研究胡適，不僅對胡適本人是一個恰當的歷史定位，而且對推動整個學術界重新認識、理解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現代意義亦有開先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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