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有文字可考的達四千年，有實物作證的逾五千年。在仰韶、龍山和小屯出土的文物，都可反映中華民族開發過程中形成的特有的生活習慣、農工技術、醫藥知識和思想信仰，延綿不斷。盛世之時進步迅速，亂世之時則停滯不前。在人類文明的長流中，中華文明有時領先，有時落後。近三百年衰靡不振，今始漸現生機。此時正是有志之士謀求民族復興、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時候。
中國的醫藥及養生傳統早開其端。考古學家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和陝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證實當時的人已有安定的群居生活，從事農耕、畜牧、工藝、儲糧、藥用、養生、卜筮和祭祀等活動。神農嘗百草和黃帝著內經等傳說，顯示先民已經知道怎樣將積累的醫藥技術不斷改良整理，並將之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
史載不同時代的醫家甚眾：如春秋的扁鵲、戰國的公乘陽慶、西漢的倉公(著《診籍》)、東漢的張仲景(著《傷寒論》)、三國的華佗(有外科著述，已佚)、晉的樊柯(著《本草》)、唐的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明的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清的葉桂(著《外感溫熱論》)。名家輩出，典籍浩繁，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治病除患、保健養生學說的體系，洵為人類知識的一大寶藏。
中醫的養生理論與中華民族的生活與思想是一貫的。中華文化是以人為本位的文化，人處於永恆的宇宙和悠長的時空內，自然地產生了敬天(順應自然)法祖(尊重傳統)的觀念。中國醫學就是采用順應自然的方法和天然出產的材料去求取固本培元和養生延年的功效。歷代醫家又承受了黃老的自然理念和孔孟的人文思想，因此中華醫學也具有傳統哲學與道德的本色。事實上，前述的歷代醫家，多源於儒道之學。而道家與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多涉懸壺濟世之術：如秦的徐福，漢的張陵，晉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的司馬承禎，五代的呂洞賓，金元的王重陽、丘處機，明清的張三豐、李時珍；他們或於醫藥的發明，或於養生的傳授，各有重要的建樹。
香港道教聯合會是香港道教慈善團體之一，屬下有中學、小學、幼兒園、療養院、養老院等，皆以維護民康，啟發民智，承傳中華傳統藝文與宗教為宗旨。香港道教聯合會同人等有見於香港中文大學杜祖貽教授及劉殿爵教授識見深遠，推行中國古典文學、中華醫學文獻及中醫養生專論等計划，弘揚學術，不遺余力，彼此志同道合，因而展開合作，共襄盛舉，完成《中醫學文獻精華》全輯五十余篇。今值《中醫養生學精華》四部三十余篇，即將付梓，爰撰此序，以志其盛。際此春回大地，萬象更新，中華文明的復興，正於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