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是清末民初清學史研究的傑出代表,開啟了學術界研討清學史的一代新風。對他們關於清學史的著述作系統的研究,於學術史、思想史都有意義。
本書以「宏觀論析」和「個案研究」相結合,分為上下篇。上篇宏觀論析,著重評析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中關系到清代學術全局的一些問題,如清代學術之來源、清代漢學的發展階段、清學的地域、學派分野等。下篇個案研究,則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戴震的論述為研究對象,具體評析他們於清代考據學褒皖抑吳的學術取向、對戴震義理思想的闡發等問題,更好地展示他們關注清學的現實出發點和目的所在。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都是近代的大學者,他們基本是以求實精神來對待清代學術的。但他們又都從事過政治活動,是當時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其學術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如章太炎對龔自珍、魏源的評論,就帶有政治立場上的偏見。他們的清學史著作都不是純學術的,都與當時的時代潮流息息相關,從他們的學術史著述中能看出思想、政治等領域的脈動。書中對此作了有分寸的把握,注意在學術、思想、政治的互動中予以具體論述。
目錄
序
緒論
一、緣起
二、研究狀況的回顧與檢討
三、研討思路
上篇
第一章 清末學術大勢與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清學史的研究視角
第一節 清末學術大勢
一、中西交融之學的繁盛
二、經史位置的轉換
三、學術史研究的勃興
第二節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清學史的研究視角
一、基於自身學術淵源的研究
二、基於時代因素的研究
第二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概觀
第一節 時期與篇目
第二節 基本內容與主要特色
一、章太炎之清學史論
二、劉師培之清學史論
三、梁啟超之清學史論
第三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論的分析與評價
第一節 重點論題評析
一、關於清代學術之來源
二、關於清代漢學之發展階段
三、關於清學之地域、學派分野
第二節 學術史反思與評價
一、章、劉、梁清學史研究之簡略比較
二、章、劉、梁清學史著述的學術地位及對民國學術界的影響
下篇
第四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與近代的戴學復興
第一節 戴震學術在清代的際遇與章太炎、劉師培對其的闡揚
一、清末以前戴震學術的際遇
二、章、劉對戴震之學的闡揚
第二節 梁啟超與民國初期的戴震研究高潮
一、清末民初梁啟超對戴學認識的轉化
二、梁啟超與戴震研究高潮的到來
第五章 考據之學:章、劉、梁對戴震及皖派學術的評析
第一節 吳、皖分際與褒皖抑吳
一、吳、皖之分際
二、褒皖抑吳的學術取向
第二節 考據學風與科學精神
一、科學視角的引入
二、戴氏考據學的「科學」性
第六章 義理之學:章、劉、梁對戴震思想的新闡發
第一節 不同視角下的戴震義理學
一、民族主義視角下的考察
二、哲學視角下的闡釋
三、所謂「反理學的思想家」
第二節 戴震理欲論的評析
一、章太炎的評析
二、劉師培的評析
三、梁啟超的評析
結束語
參考文獻要目
緒論
一、緣起
二、研究狀況的回顧與檢討
三、研討思路
上篇
第一章 清末學術大勢與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清學史的研究視角
第一節 清末學術大勢
一、中西交融之學的繁盛
二、經史位置的轉換
三、學術史研究的勃興
第二節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清學史的研究視角
一、基於自身學術淵源的研究
二、基於時代因素的研究
第二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概觀
第一節 時期與篇目
第二節 基本內容與主要特色
一、章太炎之清學史論
二、劉師培之清學史論
三、梁啟超之清學史論
第三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論的分析與評價
第一節 重點論題評析
一、關於清代學術之來源
二、關於清代漢學之發展階段
三、關於清學之地域、學派分野
第二節 學術史反思與評價
一、章、劉、梁清學史研究之簡略比較
二、章、劉、梁清學史著述的學術地位及對民國學術界的影響
下篇
第四章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與近代的戴學復興
第一節 戴震學術在清代的際遇與章太炎、劉師培對其的闡揚
一、清末以前戴震學術的際遇
二、章、劉對戴震之學的闡揚
第二節 梁啟超與民國初期的戴震研究高潮
一、清末民初梁啟超對戴學認識的轉化
二、梁啟超與戴震研究高潮的到來
第五章 考據之學:章、劉、梁對戴震及皖派學術的評析
第一節 吳、皖分際與褒皖抑吳
一、吳、皖之分際
二、褒皖抑吳的學術取向
第二節 考據學風與科學精神
一、科學視角的引入
二、戴氏考據學的「科學」性
第六章 義理之學:章、劉、梁對戴震思想的新闡發
第一節 不同視角下的戴震義理學
一、民族主義視角下的考察
二、哲學視角下的闡釋
三、所謂「反理學的思想家」
第二節 戴震理欲論的評析
一、章太炎的評析
二、劉師培的評析
三、梁啟超的評析
結束語
參考文獻要目
序
李帆同志有志於研究中國近代學術史、思想史,頗為致力。他在北京大學師從劉桂生教授讀博士學位時,即著重從學術的角度來研究劉師培,探討其對家學和「揚州學派」的繼承問題,揭示其中西交融的學術的時代特色,成《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一書。李帆同志1999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其間,他繼續關注清末民初的學術史,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關於清代學術的研究作為研究的主題。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是清末民初清學史研究的傑出代表,開啟了學術界研討清學史的一代新風。對他們關於清學史的著述作系統的研究,於學術史、思想史都有意義。學術界對這三人皆分別有所研究,但對於他們的清學史著述的專門研究則顯得薄弱,李帆同志的選題可以彌補其不足。
本書以「宏觀論析」和「個案研究」相結合,分為上下篇。上篇宏觀論析,著重評析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中關系到清代學術全局的一些問題,如清代學術之來源、清代漢學的發展階段、清學的地域、學派分野等。下篇個案研究,則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戴震的論述為研究對象,具體評析他們於清代考據學褒皖抑吳的學術取向、對戴震義理思想的闡發等問題,更好地展示他們關注清學的現實出發點和目的所在。
李帆同志的學術研究,注意從基礎上下工夫。他研究劉師培與中西學術的課題先做劉氏的年譜;研究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也是先摸清他們研究清學的總體情況,包括他們著述的時間、篇目、主要內容、特色等,學風扎實嚴謹。基礎做扎實,論斷自不會隨心所欲,而是言之有據,頗中肯綮。如認為「近代由章太炎所開創的清學史研究,經由劉師培的完善,在梁啟超那里得到綜合與發展,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就理出了清末民初清學史研究清晰的發展脈絡。又如認為章太炎、劉師培以學術名世,而梁啟超則相對主要以思想名世;章、劉以中學比附西學,最終目的在闡釋中學,而梁啟超則把整個清學史與文藝復興相比擬,其立足點確屬「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此類論點,甚有見地。清末至民初,戴震研究漸成顯學。 自章太炎、梁啟超以至胡適,都重視戴震思想中的「反理學」傾向,胡適更直接稱之為「反理學的思想家」,流播所及,幾成定論。李帆同志經過審慎研究之後,對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即使有些學者針對理學提出一些不同意見,甚至有某種程度的反理學傾向,但也不會從根本上反對理學,視戴震為完全站在理學對立面的反對派,則不免拔高了戴氏當時之作為。他進而指出:「從章太炎、梁啟超到胡適,莫不是在本身所處環境與所持理念的基礎上構建戴氏『反理學』體系的,即或出於反滿之政治需要,或出於建立『戴氏哲學』之所需,或出於批判孔教的時代需求,等等。 因此,欲明戴震思想底蘊和在思想、學術史上的真正位置,必將其發言所處『語境』和後世研究者所處『語境』綜合審明,所知方能較為真切。」這不僅是研究戴震思想所要把握的,研究其他思想家也應該如此。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都是近代的大學者,他們基本是以求實精神來對待清代學術的。但他們又都從事過政治活動,是當時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其學術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如章太炎對龔自珍、魏源的評論,就帶有政治立場上的偏見。他們的清學史著作都不是純學術的,都與當時的時代潮流息息相關,從他們的學術史著述中能看出思想、政治等領域的脈動。書中對此作了有分寸的把握,注意在學術、思想、政治的互動中予以具體論述。
任何學術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正如人無完人,書也難以成為完書。本書不可避免也會存在某些缺失,有些問題的論述還不夠深入。書的出版是可喜之事,但也往往伴隨著遺憾,這只有以繼續孜孜研究來作為彌補了。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是清末民初清學史研究的傑出代表,開啟了學術界研討清學史的一代新風。對他們關於清學史的著述作系統的研究,於學術史、思想史都有意義。學術界對這三人皆分別有所研究,但對於他們的清學史著述的專門研究則顯得薄弱,李帆同志的選題可以彌補其不足。
本書以「宏觀論析」和「個案研究」相結合,分為上下篇。上篇宏觀論析,著重評析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中關系到清代學術全局的一些問題,如清代學術之來源、清代漢學的發展階段、清學的地域、學派分野等。下篇個案研究,則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對戴震的論述為研究對象,具體評析他們於清代考據學褒皖抑吳的學術取向、對戴震義理思想的闡發等問題,更好地展示他們關注清學的現實出發點和目的所在。
李帆同志的學術研究,注意從基礎上下工夫。他研究劉師培與中西學術的課題先做劉氏的年譜;研究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也是先摸清他們研究清學的總體情況,包括他們著述的時間、篇目、主要內容、特色等,學風扎實嚴謹。基礎做扎實,論斷自不會隨心所欲,而是言之有據,頗中肯綮。如認為「近代由章太炎所開創的清學史研究,經由劉師培的完善,在梁啟超那里得到綜合與發展,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就理出了清末民初清學史研究清晰的發展脈絡。又如認為章太炎、劉師培以學術名世,而梁啟超則相對主要以思想名世;章、劉以中學比附西學,最終目的在闡釋中學,而梁啟超則把整個清學史與文藝復興相比擬,其立足點確屬「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此類論點,甚有見地。清末至民初,戴震研究漸成顯學。 自章太炎、梁啟超以至胡適,都重視戴震思想中的「反理學」傾向,胡適更直接稱之為「反理學的思想家」,流播所及,幾成定論。李帆同志經過審慎研究之後,對此提出了異議,認為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即使有些學者針對理學提出一些不同意見,甚至有某種程度的反理學傾向,但也不會從根本上反對理學,視戴震為完全站在理學對立面的反對派,則不免拔高了戴氏當時之作為。他進而指出:「從章太炎、梁啟超到胡適,莫不是在本身所處環境與所持理念的基礎上構建戴氏『反理學』體系的,即或出於反滿之政治需要,或出於建立『戴氏哲學』之所需,或出於批判孔教的時代需求,等等。 因此,欲明戴震思想底蘊和在思想、學術史上的真正位置,必將其發言所處『語境』和後世研究者所處『語境』綜合審明,所知方能較為真切。」這不僅是研究戴震思想所要把握的,研究其他思想家也應該如此。
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都是近代的大學者,他們基本是以求實精神來對待清代學術的。但他們又都從事過政治活動,是當時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其學術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響,如章太炎對龔自珍、魏源的評論,就帶有政治立場上的偏見。他們的清學史著作都不是純學術的,都與當時的時代潮流息息相關,從他們的學術史著述中能看出思想、政治等領域的脈動。書中對此作了有分寸的把握,注意在學術、思想、政治的互動中予以具體論述。
任何學術著作都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正如人無完人,書也難以成為完書。本書不可避免也會存在某些缺失,有些問題的論述還不夠深入。書的出版是可喜之事,但也往往伴隨著遺憾,這只有以繼續孜孜研究來作為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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