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自由

總序
自由與怨恨（彼得‧斯特勞森）
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杰拉爾德‧麥卡勒姆）
麥卡勒姆與兩種自由概念（湯姆‧鮑德溫）
意志自由與人的概念（哈里‧法蘭克福特）
政治自由的悖論（昆廷‧斯金納）
第三種自由概念（昆廷‧斯金納）
消極自由:自由主義的與共和主義的（菲利普‧佩迪特）
反權力的自由（菲利普‧佩迪特）
民主與積極自由（弗蘭克-米歇爾曼）
論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約翰‧格雷）
“Freedom”與“Liberty”是孿生子嗎（漢娜‧皮特金）
兩種自由在美國（朱迪思‧史克拉）
聖茹斯特的幻覺（伯納德‧威廉姆斯）
從自由到自由權:一種政治價值的建構（伯納德‧威廉姆斯）
現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阿爾布萊希特‧韋爾默）
附錄:
論第三種自由概念（應奇）
致謝

如果把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作為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的一個軸心式轉折點，那麼實踐哲學的全面復興和蓬勃發展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按照實踐理性（推理）的三元結構（行動者，行動，後果），當代實踐哲學形成了目的論（與至善論相交叉，其主干為德性倫理）、道義論（與契約論相交叉，其核心為正義理論）和後果論（與功利論相交叉，重點在實踐推理的整體結構）這三大流派，這一論域所涵蓋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的興旺繁榮已經成為當代西方學術的一個十分引人矚目的現象。從這一視野放眼望去，以羅爾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內格爾（Thomas Nagel）、斯坎倫（Thomas Scanlon）等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的展開，以安斯康姆（G.E.Anscombe）、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拉茲（Joseph Raz）等為代表的德性倫理學和至善論自由主義的修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瓦爾策（Michael Walzer）、桑德爾（MichaelSandel）等為代表的社群主義的崛起，以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韋爾默（AlbrechtWellmer）、霍內特（Axel Honneth）、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為代表的新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實用主義的整合，以亨利希（Dieter Henrich）、弗蘭克（Manfred Frank）、圖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等為代表的主體哲學的反彈，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米歇爾曼（FrankMichelm）等為代表的共和主義的復蘇，乃至于以斯特勞斯（Leo Srauss）為宗主，繼之以布魯姆（Allan Bloom）、曼斯菲爾德（HarveyMansfield）、扎科特（Michael Zuck-ert）等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最近的回潮，這些才俊輩出、代有傳人的流派和思潮之間的交光互影、相互辯難，匯合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在世紀之交的西方學術、思想論壇上重新激起了可以回溯到17世紀的古代人與現代人的爭論。

古代世界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西方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把人類的全部學問區分為三大類︰理論的、實踐的與制作的；近代哲學的樞紐、現代世界哲學上的經緯者康德系統地發展了相應于人類的知、情、意三種基本機能的理論哲學（認識論）、審美哲學（美學）和實踐哲學（倫理學）這一哲學三分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內含倫理學和政治學，康德的實踐哲學同樣包括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不管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之間存在多大的差異，上述兩種區分至少具有某種形式上的類似性。但是，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整個哲學體系，特別是其實踐哲學中蘊涵的實踐推理的結構，是籠罩在目的論的思考方式之中的，而康德實踐哲學在哲學史上的獨特性，以及它成為當代自由主義的靈感源泉的重要原因，正在于相對于古代目的論實踐哲學之宗奉善（好）、價值和責任，轉而強調權利（正當）、規範和義務的道義論色彩，那麼當代實踐哲學面臨的任務就不但是要調和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實踐哲學，而且是要把實踐哲學的第三個重要來源即功利主義整合到實踐理性（推理）的總體結構中來。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態勢不但明顯地表現在上述三大流派各自的理論傾向上，而且影響和滲透到對西方歷史傳統的自我理解中。于是，復興亞里士多德主義、改進康德主義和修繕後果論及以調和的面貌出現的各自的變種成了當代實踐哲學的主潮。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或者通過戛戛獨造的理論構造，或者經過抽絲織錦的經典讀解，或者通過歷史傳統的重新敘事，為廣義的實踐哲學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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