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同治兩朝(1851-1874),從王朝發展的本身看,是清王朝由強盛走向衰落,由「治世」走向「亂世」,即將覆亡的一段歷史。由於王朝自身的腐敗,導致階級、民族、朝野上下各種矛盾激化,從而發生了中外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也發生了清代歷史上極少發生的宮廷政變。風起去涌的農民大起義,去譎波詭的宮廷爭,使咸同兩朝的歷史極富動盪性和神秘性。
咸豐同治朝歷史的復雜性與豐富多彩,正體現為愛國,妥協,學習西方,堅守舊傳統,「選進的中國人」,「半野蠻人」等二律背反命題的各種矛盾對立的正題和反題的同時出現。
本書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礎上,吸收了近年研究的新成果,本照通史的編撰原則和體例,在系統性的前提下,對這段歷史中分歧較大的問題,新提出了課題,或尚未說清的問題,進行力所能及的分析和說明。本書對咸豐同治兩朝的歷史分列8個方面,進行專題,進行專題性闡述和討論。
序
咸豐、同治兩朝(1851~1874年),從王朝發展的本身看,是清王朝由強盛走向衰落,由「治世」走向「亂世」,即將覆亡的一段歷史。由於王朝自身的腐敗,導致階級、民族、朝野上下各種矛盾激化,從而發生了中外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也發生了清代歷史上極少發生的宮廷政變。風起雲涌的農民大起義,雲譎波詭的宮廷斗爭,使咸同兩朝的歷史極富動盪性和神秘性。
毛澤東把中國近代史歸納為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兩個過程。咸豐年間發生了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延續4年之久,從攻陷廣州,到進攻北京;從攻陷大沽口,到火燒圓明園。咸同兩朝的外敵侵略,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統治下的中華民族,在外敵侵略下的屈辱和痛苦。咸同兩朝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史,也是中國人民的反抗史。具有反侵略傳統的廣州人民,京津地區人民,東北地區人民,總之,侵略者所到之處,都遭到各地人民群眾的英勇反抗。如火如荼的反侵略斗爭,寫出了極其壯烈的歷史篇章。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使帝國主義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反侵略戰爭的一次次失敗,割地、賠款的屈辱,不斷促進中國人民的覺醒,促進中國社會各階級和各種社會力量、政治派別設計自強和救國、治國方案。毛澤東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毫無疑問,當時西方國家比中國先進,「真理」是在西方國家那里。然而,可悲的是,持有「真理」的先進國家卻扮演了侵略者的猙獰角色;學習「真理」,卻要向這些殺人搶地的強盜去學!這種奇特的歷史連馬克思都感到「離奇」,在《鴉片貿易史》中,馬克思寫道:「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這種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奇特的歷史現象,把「先進的中國人」推向了一種困窘——二律背反的困窘。中國要富強就得「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而真理的持有者卻又正好是中國的敵人;換句話說,中國既要向侵略自己的敵人學習,又要打倒自己的敵人。實際上若說開了也沒有什麼困窘,這便是魏源說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公式般的語言容易說,在實際運用時就很難。由於侵略者給中國人造成太壞的印象,「丿幣夷長技者」就很難被常人理解,同治年間要向西方學習「真理」者都不順利,或者干脆沒有好下場。恭親王奕沂是在激烈的斗爭中,由統治階級分化出的要求學習西方的代表,成了同治「新政」的領導者和洋務運動的發起人。盡管他大權在握,想搞起一項「新政」來都那麼不容易,同文館擴大招生的計划剛發布,便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人們干脆攻擊他是「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直送他「鬼子六」的「雅號」。江蘇巡撫丁日昌,因從事洋務活動,任江南制造局總辦,幫助容宏啟動留美幼童出洋等,人們便叫他「丁鬼奴」。
……
毛澤東把中國近代史歸納為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兩個過程。咸豐年間發生了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延續4年之久,從攻陷廣州,到進攻北京;從攻陷大沽口,到火燒圓明園。咸同兩朝的外敵侵略,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統治下的中華民族,在外敵侵略下的屈辱和痛苦。咸同兩朝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史,也是中國人民的反抗史。具有反侵略傳統的廣州人民,京津地區人民,東北地區人民,總之,侵略者所到之處,都遭到各地人民群眾的英勇反抗。如火如荼的反侵略斗爭,寫出了極其壯烈的歷史篇章。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使帝國主義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反侵略戰爭的一次次失敗,割地、賠款的屈辱,不斷促進中國人民的覺醒,促進中國社會各階級和各種社會力量、政治派別設計自強和救國、治國方案。毛澤東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毫無疑問,當時西方國家比中國先進,「真理」是在西方國家那里。然而,可悲的是,持有「真理」的先進國家卻扮演了侵略者的猙獰角色;學習「真理」,卻要向這些殺人搶地的強盜去學!這種奇特的歷史連馬克思都感到「離奇」,在《鴉片貿易史》中,馬克思寫道:「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這種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奇特的歷史現象,把「先進的中國人」推向了一種困窘——二律背反的困窘。中國要富強就得「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而真理的持有者卻又正好是中國的敵人;換句話說,中國既要向侵略自己的敵人學習,又要打倒自己的敵人。實際上若說開了也沒有什麼困窘,這便是魏源說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公式般的語言容易說,在實際運用時就很難。由於侵略者給中國人造成太壞的印象,「丿幣夷長技者」就很難被常人理解,同治年間要向西方學習「真理」者都不順利,或者干脆沒有好下場。恭親王奕沂是在激烈的斗爭中,由統治階級分化出的要求學習西方的代表,成了同治「新政」的領導者和洋務運動的發起人。盡管他大權在握,想搞起一項「新政」來都那麼不容易,同文館擴大招生的計划剛發布,便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人們干脆攻擊他是「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直送他「鬼子六」的「雅號」。江蘇巡撫丁日昌,因從事洋務活動,任江南制造局總辦,幫助容宏啟動留美幼童出洋等,人們便叫他「丁鬼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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