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宗派。禪宗因主張修習禪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禪宗是儒道釋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有著特殊的意義。禪宗所蘊含的對本性的關懷,以及由此出發而展開的處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覺觀照、審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現著人類精神澄明高遠的境界,從而保持了它對禪宗愛好者的持久魅力。
禪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以其特殊的內涵與神韻,歷來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這種研究,正日益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
禪學三書有以下一些較為顯著的特色:一、理性分析與悟性透入並重,文學與哲學圓融;二、重視對禪宗思想、哲學、詩歌主要文本的研究;三、嘗試建立較為完整的闡釋體系 。
目錄
序言/方立天
導言
第一章 《楞伽經》與禪宗思想
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唯識理念
二、佛心一體、染迷凈悟的如來藏思想
三、纏縛由心、一念心歇的解脫主張
四、鏡花水月、即凡即聖的證悟智慧
五、超越相對、不落言筌的語言觀念
六、教禪並重、宗說兼通的判教方法
第二章 《起信論》與禪宗思想
一、《起信論》與禪宗的本心論
二、《起信論》與禪宗的迷失論
三、《起信論》與禪宗的開悟論
四、《起信論》與禪宗的境界論
第三章 《心經》與禪宗思想
一、五蘊皆空的禪思詩情
二、色空相即的禪思詩情
三、諸法空相的禪思詩情
四、了無所得的禪思詩情
第四章 《金剛經》與禪宗思想
一、破除諸相,水月空明
二、破除非相,枯木生花
三、破除言教,直指悟心
四、無住生心,觸處皆春
第五章 《維摩經》與禪宗思想
一、不二法門的內涵與特性
二、芥子納須彌,淵默而雷聲
三、存在而超越的處世禪機
四、《維摩經》對禪詩的影響
┅┅
第六章 《楞嚴經》與禪宗思想
第七章 《華嚴經》、華嚴宗與禪宗思想
第八章 《法華經》與禪宗思想
第九章 《圓覺經》與禪宗思想
第十章 《涅磐經》與禪宗思想
結語
後記
導言
第一章 《楞伽經》與禪宗思想
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唯識理念
二、佛心一體、染迷凈悟的如來藏思想
三、纏縛由心、一念心歇的解脫主張
四、鏡花水月、即凡即聖的證悟智慧
五、超越相對、不落言筌的語言觀念
六、教禪並重、宗說兼通的判教方法
第二章 《起信論》與禪宗思想
一、《起信論》與禪宗的本心論
二、《起信論》與禪宗的迷失論
三、《起信論》與禪宗的開悟論
四、《起信論》與禪宗的境界論
第三章 《心經》與禪宗思想
一、五蘊皆空的禪思詩情
二、色空相即的禪思詩情
三、諸法空相的禪思詩情
四、了無所得的禪思詩情
第四章 《金剛經》與禪宗思想
一、破除諸相,水月空明
二、破除非相,枯木生花
三、破除言教,直指悟心
四、無住生心,觸處皆春
第五章 《維摩經》與禪宗思想
一、不二法門的內涵與特性
二、芥子納須彌,淵默而雷聲
三、存在而超越的處世禪機
四、《維摩經》對禪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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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楞嚴經》與禪宗思想
第七章 《華嚴經》、華嚴宗與禪宗思想
第八章 《法華經》與禪宗思想
第九章 《圓覺經》與禪宗思想
第十章 《涅磐經》與禪宗思想
結語
後記
序
禪宗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宗派。禪宗因主張修習禪定而得名。它的宗旨是以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禪宗是儒道釋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有著特殊的意義。禪宗所蘊含的對本性的關懷,以及由此出發而展開的處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覺觀照、審美情趣、超越精神,凸現著人類精神澄明高遠的境界,從而保持了它對禪宗愛好者的持久魅力。
禪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以其特殊的內涵與神韻,歷來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這種研究,正日益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
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禪宗研究以文獻學、歷史學的方法為主。20世紀30年代,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歷史學理論與傳統的文獻考據結合,使禪宗研究出現了新氣象。如胡適即是以文獻學的、歷史學的視角研究禪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說,具有開創意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了禪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後,人們常用哲學的方法論述禪宗歷史、思想,側重於揭示禪宗的思想價值。進入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以來,禪宗研究領域出現了相當活躍的景象,有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側面撰寫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一,采取以文化研究為中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類研究熱心於討論禪宗與文化的關系,作品有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知識出版社,1990年),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
其二,采取文獻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如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楊曾文編校《神會和尚禪話錄》(中華書局,1996年),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李申、方廣鋁《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
其三,采取思想史方法進行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吳立民、徐蓀銘主編《禪宗宗派源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等。
其四,采取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在對禪宗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上表現得相當突出,涌現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賴永海《佛道詩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孫昌武《禪思與詩情》(中華書局,1997年),季羨林《禪和文化與文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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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以其特殊的內涵與神韻,歷來吸引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這種研究,正日益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
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禪宗研究以文獻學、歷史學的方法為主。20世紀30年代,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歷史學理論與傳統的文獻考據結合,使禪宗研究出現了新氣象。如胡適即是以文獻學的、歷史學的視角研究禪宗,他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自成一家之說,具有開創意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影響了禪宗研究的方向。1949年以後,人們常用哲學的方法論述禪宗歷史、思想,側重於揭示禪宗的思想價值。進入改革開放的80年代以來,禪宗研究領域出現了相當活躍的景象,有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側面撰寫出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一,采取以文化研究為中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類研究熱心於討論禪宗與文化的關系,作品有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與歷史選擇》(知識出版社,1990年),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
其二,采取文獻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如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楊曾文編校《神會和尚禪話錄》(中華書局,1996年),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李申、方廣鋁《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
其三,采取思想史方法進行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如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吳立民、徐蓀銘主編《禪宗宗派源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等。
其四,采取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這在對禪宗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上表現得相當突出,涌現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賴永海《佛道詩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孫昌武《禪思與詩情》(中華書局,1997年),季羨林《禪和文化與文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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