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

北美版自序
新加坡自序
牟復禮序
一 古典儒學中的道、學、政
二 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結構與功能
三 儒家聖人︰為已之學的典範
四 儒家修身的痛苦
五 劉因儒家隱逸主義解
六 劉宗周哲學人類學的主體性
七 早期清代思想中“學”的觀念
八 論儒學第三期
九 反傳統、整體觀、耐心謹慎︰關于當代中國學術思想追求的個人反思
譯者後譯

這本論文集原來由東亞哲學研究所于1989年在新加坡出版，收人1982年至1987年間因各種機緣撰寫的文章。盡管當時對我來說並不完全清楚，但我試圖理解身兼儒家之道歷史典範和現代體現的儒家知識分子，而深深地沉浸在這種艱苦的努力之中。由此而來的這些文章各有側重，對儒家知識分子進行了歷史的和比較文化方面的考察。基本論點是︰在苦心孤詣地重新找回“道”、傳播文化、調適政治方面，儒家知識分子(他，或現在日見重要的她)正體現了知識分子精神。就我們今天的理解而言，這種精神被假設成最先出現在19世紀的沙皇俄國，再通過西歐北美的無數輝煌化身傳遍世界。

盡管似乎可以將儒家知識分子(或具有道德修養的人)和作為投入政治、關心社會的學者的現代知識分子用同一標準予以衡量，我的任務卻仍然是利用估量儒家傳統典範的重要性的方法，詳盡闡發儒家知識分子的顯著特征。目的在于使儒家傳統豐富的象征資源承負相當困窘的現代中國“文化人”(knowlege—able person)觀念。我嘗試重新發掘出隱藏在累積而成的儒學人文傳統中，學做一名學者(知識分子，或具有道德修養的人)的深厚蘊義。希望這種研究能使我們增強現代中國“文化人”觀念的力量，並且或許還將豐富成為一名知識分子的現代西方概念的內涵。

本書所收九篇文章分成彼此關聯的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含文章四篇)探討古典時期的概念設置和象征資源，集中討論道、學、政的觀念，重點則在標明儒家知識分子總的精神趨向的道德形而上學，孔子及其弟子所體現的核心價值通過修身與為己之學，為儒家倫理打下了基礎。第二部分包括三篇文章，是走進新儒學紀元的知識遠足，從意義深遠的不同闡釋方法的角度，具體描繪了儒學的面貌。新儒學襲用了古典儒學遺產，其中蘊含的多元主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通過作為公共行為的自我努力，有可能改變人類處境的儒學信仰。主動參與政治、對哲學見解充滿活力的回應、對人文學術的真摯愛好，都是正當合理的儒家追求。況且，儒學的方式要求道德的正當純潔優先于政治上有關自身利害的權宜之計，社會責任感隱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歷史意識和文化意義在學術研究中完全連貫一體。

作為一名富布萊特學者(FLdbright scholar)，我曾于1985年春在北京大學指導一門有關儒家哲學的課程，這段經歷使我清楚地回憶起我與約瑟夫‧李文森(Joseph Levenson)、維托利‧魯賓(Vitaly Rubin)著作的邂逅。李文森哀嘆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而魯賓則稱頌新儒學的興起是“共產主義中國以外中國人的文化、知識生活中特具意義的現象”。我親眼目睹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界的興高采烈，及其對儒學研究的深遠含義，深切感受到李文森、魯賓截然不同的闡釋模式尖銳刺人的挑戰。不過，第三部分的兩篇文章遠不止是對這兩位老師兼朋友挑戰的回應，同時也是受到一種渴望的激勵︰徹底思考自1979年以來中國大陸一些最為卓越的人物發起的破除偶像、抨擊封建秩序運動中涌現出來的諸多問題，我在儒學傳統方面的工作所具有的意義。

確實，就儒學研究的真正創造性而言，重新發現已然失落的傳統的意義，或者用狄百瑞(Ted de Bary)的話來說，“重新找回道”是必不可少的。我們為了獲取新的，需要使舊的復活。然而，文化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新加坡、全世界的華人社團)和東亞(基于文化原因包括越南)的知識動態，已經在儒家傳統的核心價值及其多元化表現形式之間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緊張狀況，我們(儒學研究者)被迫準備接受同樣巨大的斷裂。在這個意義上，這部論文集所收文章不僅標志著一種回歸，同樣也意味著一種出發。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們只不過是對于一項錯綜復雜而又興趣盎然的課題的提示，這個課題永遠也不可能完全為人們所認識，但是，作為一項通力合作的事業，通過堅持不懈的協作努力，將會日益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