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概括性地說,本書處理的是宋真宗到仁宗朝的政治過程;更準確的說,本書探索的是真宗朝的天書封禪事件,如何在不同政治群體的反思與批判中,觸發仁宗朝的古文運動。最根本上的意義,則是探討中國政治正當性的關鍵轉折時期:漢宋的舊傳統被打碎,新的傳統尚未建立。這個大破而未立的時期,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學術思想,開啟了各種可能的走向。
在從事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儒學與經學在研究政治文化時的重要性。經學不僅關係到士大夫的政治語言,也影響了他們的意識形態。我更注意到,讖緯學在漢宋之間的重要性。讖緯雖與一般性的陰陽術數有本質上的相通,但在東漢形成具體文本,並與經學綑綁的過程中,使這門學問與其他類型的術數之學有著很大的區別。在前人研究成果斐然的情況下,對經學與讖緯的探索,是拙著能夠提出與前人不同意見的因素之一。
這本書能夠面世,最要感謝的就是梁庚堯教授。從論文撰寫到最後階段的修改,都得到他許多寶貴意見。不管在任何時候,梁老師總是對我的這項研究給予期許與理解。梁老師的支持,是我將論文重新改寫的動力。我也要特別感謝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蔡教授是我研究生涯的知音,他欣賞我許多大膽的想法,並且經常給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我知道蔡教授更喜歡我的政治史研究,但他對於我現在轉向地方社會史,也給予極大的鼓勵。
我在臺大歷史系一路從學士讀到碩、博士,期間修過許多師長的課,他們在思想上啟迪我,在研究上鞭策我。我要特別感謝王德毅、閻鴻中、方震華、許雅惠老師,他們不僅支持我的研究,同時也給我許多寶貴的提醒。我也要感謝甘懷真教授。我在博論口試後,與甘教授就研究方法與寫作策略等問題,進行過許多討論,他的意見與這個最終修改的版本,有著密切關係。我也要感謝雯怡學姊給我的建議與鼓勵。博論寫作階段,我得史語所博士候選人培育,期間我每個月與她通信,暢聊自己的研究心得,許多想法是在與雯怡學姐通信的過程中變得更加具體。
每回提到這項研究,我就忍不住回想起2014年9月到11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訪問,向鄧小南教授學習的日子。與鄧門切磋的快樂時光,還有未名湖的湖光水色,終生難忘。記得當時博論剛寫完第三、第四章,我不懼論文尚未仔細打磨,就參加了兩次鄧門的學術批評聚會,領會到在學術切磋上,直言不諱的快樂。此外,李華瑞教授在我碩士論文出版後,與我有較多的學術討論,在北京訪學期間,也蒙他的照拂,一直銘記於心。
2018至2020年,我有幸到哈佛大學東亞系與費正清中心訪問,在這期間,我一方面忙於旁聽包弼德(Peter Bol)、宋怡明(Michael
Szonyi)等教授的研究生討論課,另一方面也終於回過身來,修改博士論文。我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研究興趣有了明顯的變化。由於長期參加黃寬重教授的讀書會,在黃老師的督促下,我遍讀南宋至元代福建興化軍的文人文集,這使我的研究興趣發生了「地方轉向」。也因此,我的博士論文一放就是數年。不過,我從來沒有對這項課題失去熱情,我一直在思索,該如何修改才能讓這個研究更有說服力,也更友善讀者。直到2019年,我才感到這個思索有了著落,能夠靜下心來進行改寫。與其說是改寫,不如說是重寫。除了章節結構有了全面性的調整,用字遣詞有了不一樣的表述,在篇幅上也大幅刪減,於是才有了今天這本書的面貌。最後,書稿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肯定以及寶貴意見,讓我能在他們的建議上,做更仔細的考慮與修訂。
我也要感謝孔曼玲(Camila Guillama Capella)、馮茜、陳韻如(史語所)、吳皓雲給我的友誼。沒有他們溫暖的幫助與關心,本書恐怕無法順利完成。
我也要特別感謝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提供我這麼好的研究環境;也感謝我的同事,他們的親切與友善,讓我在2020這巨變的一年,仍感到許多溫暖。張家偉、于琨協助本書的校稿,使本書避免了一些錯誤。也感謝香港許多研究宋史的學者,他們在學術上的見識,以及他們給予我的友誼與包容,是砥礪我向前的動力。
最後,我要感謝昱丞,他不僅是我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每當我有任何學術上的想法,他都是我第一個聽眾。他在學術上銳利的眼光,往往能夠幫助我從一個更犀利的角度自我批判;他的鞭策與激勵,每每敦促我將想法磨練得更有深度。我也要感謝硯文、硯海,他們的生命出現在這個世界,正好伴隨著這本書的修改過程。如果這本書能對學術界有些許貢獻,那恐怕也是因為在修改書稿的階段,心中充滿無限歡喜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