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嚴重衝擊社會的兩大事件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出現一名男子（五十多歲）雙手持刀，攻擊正在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登戶站附近等校車的小學生。突如其來的事件導致一名小學六年級的女孩和另一名送小孩上學的男子死亡，傷者多達十八人。
該起事件發生四天後，也就是六月一日，住在東京都練馬區的男子（四十多歲）抱怨「附近小學運動會很吵」，並在家中大吵大鬧，其父親（七十多歲）因而持菜刀攻擊男子胸部等處，送醫後確認死亡。父親接受偵訊時向搜查相關人士表示，兒子曾經對家人施暴，又和川崎市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人一樣有繭居傾向，擔心兒子鑄下相同大錯，因此痛下毒手。
媒體報導川崎市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人和練馬區殺人事件的受害人都近乎「繭居」的狀態，引發大眾熱議。然而在此想提醒大家，繭居與事件其實並沒有「直接」關係，尤其是發生於川崎市的是隨機殺人事件，在殺人案件中屬於特殊案例。事件發生後沒多久，筆者出席NHK的節目《週日討論》（六月二日播放）時提出相同觀點，表示這些事件的起因無法輕易歸結於單一理由。究竟發生過哪些事情助長了嫌犯的暴力傾向、個人的人格與事件又有何關係，都有待分析與釐清。
中高齡繭居狀態者的現況
事件發生之後，許多家長紛紛湧向協助家有繭居子女的支援團體和窗口，尋求諮詢。
一對年邁的父母表示：「我不覺得自己的孩子會犯下像川崎市隨機殺人事件那樣的可怕案件，不過因為媒體一直在報導，所以我想趁著這個機會來諮詢。」和他們同住的兒子四十多歲，未婚無業。
大多數父母都無法想像練馬區殺人事件中的父親怎會忍心對孩子下手，卻也有部分家長悲痛傾訴：「我們不知道怎麼跟其他人講起兒子的問題，就這樣過了幾十年……」他們不知道該找誰商量，也沒辦法說出子女繭居在家一事，於是逐漸與外界失去連結，變得孤立無援。大多數家有繭居兒的父母或許在練馬區殺人事件的父親身上看見自己的影子。
內閣府（相當於臺灣的行政院）在事件發生前約兩個月，也就是二〇一九年三月發表關於繭居的統計結果，推估全日本四十歲以上繭居者超過六十一萬人，甚至多於青壯年。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調查中高年繭居者，終於釐清繭居人口的部分情況。內閣府參事官北風幸一表示：「人數之多超乎想像，由此可知繭居並非年輕族群特有的現象。」調查結果明顯呈現繭居狀態長期化與繭居人口高齡化的嚴重程度。
高齡化、不婚化，以及八〇五〇家庭
其實站在第一線，協助繭居者與其家屬的支援人員早就知道，家中有中高齡繭居子女的父母是多麼不安與煩惱。根據各地地方政府的調查，從二〇一三年起出現愈來愈多四十歲以上的個案。
川崎市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人與伯父母同住。伯父母是在申請長照服務之際，才向行政窗口諮詢姪兒的繭居問題。八十多歲的年邁父母與五十多歲無業或處於繭居狀態的子女同住，導致家境貧困或社會網絡日益薄弱，孤立無援──日本把這種社會問題稱為「八〇五〇問題」。筆者視八〇五〇問題為高齡家長與中年子女同住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聚焦於這些因為子女年過四十而失去社會支援的家庭。
咸認日本人口老化會持續到二〇四〇年，不婚化的傾向似乎也會一路延續到相同時期。與外界失去連結，社會網絡薄弱的家庭日益增加，已經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從社會學角度與第一線支援人員互相對話，探討繭居問題
筆者從二〇〇一年起活用文部科學省（相當於臺灣的教育部）提供的科學研究費補助事業等專案，持續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繭居相關支援。
調查繭居的實際面向與進行支援第一線的田野調查時，發現家有繭居子女的父母所面對的問題──「究竟該背負為人父母的責任到幾歲？」「孩子應該何時離家自立？父母又該何時放手？」這些問題其實和一般家庭大同小異。如今，親子關係隨著現代人的壽命延長，相關問題也隨之多元化。家庭面對無法解決的問題而瀕臨崩潰極限一事，既不是轉眼即逝的新聞，也不是異乎尋常的案例。
本書分為四章，前兩章說明八〇五〇問題的現況，後兩章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對實際支援對策有興趣的讀者，建議從第三章開始讀起。
第一章首先說明閱讀本書所需的繭居相關基礎知識，著眼繭居子女進入中年時家長的心理狀態。親子關係惡化、「養不教，父之過」的育兒意識、支援體系缺陷等多重問題，導致家有繭居子女難以向外人道。
第二章介紹八〇五〇家庭的各式個案。有些父母因為子女繭居在家而拒絕接受長照服務或援助，有些子女則在父母進入長照機構或過世後，斷絕所有社會網絡。之所以日益疏離孤立、離群索居，不僅是因為繭居，而是多重問題累積而成的結果。
第三章介紹繭居支援的標準流程，同時深入探討現今支援體系所面臨的課題。既有的援助方式包括「就業輔導」與「建立歸屬型支援」，然而現在更需要的是彙整所有需求的「陪跑型支援」。
最後一章討論繭居者與其家屬的煩惱，以及第一線人員協助個案時遇上的困難。這些問題代表現有的家庭觀念已經過時，政府制定政策時不能再以既定觀念為前提。
這個社會沒有解決所有繭居問題的萬靈丹。第三章與第四章都收錄了位於愛知縣的非營利法人「柳橙之會」代表山田孝介於第一線的援助實況，並親自提筆描述繭居者、其家屬，以及負責援助的相關人士所遭遇的糾葛與衝突。他的援助方式正是不同於過往的「陪跑型支援」。大家可以透過這些個案了解何謂陪跑型支援。
如何克服八〇五〇問題？
日本人口結構從一九九〇年代起面臨高齡化與不婚化，大幅改變了原有的家庭樣貌。上個世代的理想家庭範本與親子關係早已在現代社會無法立足，社會大眾對家庭的期盼反而更為高漲。練馬區殺人事件顯示家庭問題往往難以向外求援。無視社會環境變遷，拘泥過去的家庭形式可能導致社會網絡更為薄弱，最後孤立無援。
與外界失去連結、疏離孤立，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為了避免自己與家人的精神、體力或經濟透支崩潰，所有人都應該重新審視家庭現況，學習在新時代生存的智慧。書中提到的「極限家庭」一詞，指的正是在精神、體力、經濟狀況都瀕臨崩潰邊緣，卻缺乏社會網絡，無法獲得周遭援助，只能仰賴家人彼此支持的家庭。
日本在二〇一九年更換年號，踏入名為「令和」的新時代。新時代才剛拉開序幕，便發生兩起衝擊社會的悲劇。再重申一次，事件本身和繭居問題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家庭長期以來的孤立無援透過事件浮上檯面，這也不是特定人士才會遇上的煩惱。
社會大眾該如何對這些孤立無援的家庭伸出援手呢？身為「家長」或「子女」又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筆者想與拿起本書的讀者一同思考這些問題。
推薦序
把自己藏得太久的人
精神科醫師／沈政男
人是群居的動物，然而人同時也是一座孤島。偏好群居或獨處，與個性有關，有人天生是合群的羊，也有人從小就是孤獨的狼。不管是羊是狼，如果能夠自力更生，怡然自得，不會有人在意，就怕無法養活自己，或者心理上倚賴別人，那麼如果剛好屬於足不出戶的族類，就會被視為繭居族。
離群索居自古就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行為，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出名的隱士，比如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事實上因職場挫折而返鄉蟄居的陶淵明，如果身邊多個老父或老母，幾乎就符合現代繭居族的定義了。當代最有名的隱士則是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Grigory Perelman），他在二〇〇二年證明了著名數學難題「龐加萊猜想」，並於二〇〇六年獲頒費爾茲獎（Fields
Medal），但他早在二〇〇五年就從美國回到俄羅斯聖彼得堡，與老母蝸居在老舊公寓裡，從此沒人知道他的下落。一位臺灣八、九〇年代著名女歌手，進入兩千年後突然從歌壇消失，據說與老母相依為命，早已不問世事，甚至拒絕任何訪問，或許也成了繭居族。
繭居族的議題在日本已經談了許久，一般都以為這類人多數是愛打電玩、沉迷網路的啃老族，其實愈來愈多的繭居族是四、五十歲中年人，他們與七、八十歲老父老母同住，沒有其他家人，因此形成了繭居與長照的雙重問題。這類組合在日本高達數十萬，於是媒體以「八〇五〇問題」稱之，這本《80/50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便是一本探討此一新興議題的專書。
何以有人把自己藏在家裡，日日月月足不出戶？《80/50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從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來探討，而這也是精神醫學常用的分析架構。以生理因素來說，乃因罹患精神疾病，導致生活功能下降，社交退縮，無法就學或工作；心理因素是指在學校或職場遭受挫折，難以適應，只能回到家庭這個最後的避風港；而社會因素主要帶來「維持效應」，也就是退縮在家後，如果家人沒有鼓勵他們振作，重新出門，或者欠缺公共資源可以求助，那麼他們便從此把自己藏了起來，與世隔絕，成為名副其實的繭居族。
在臺灣，最常出現老父老母與中年子女相依為命的場合，應該是精神科診間。思覺失調症、妄想症、情感性精神病如果治療效果不佳，患者也沒有參與社區復健活動，就會退縮在家，由父母照顧。精神病通常在年輕時發病，這時雙親尚可負荷，幾十年後爸媽老了，甚至失智了，仍得照顧子女，便會出現「八〇五〇問題」。進到他們家中常會發現內務凌亂，餐桌上擺著過期的食物，空氣裡浮泛著死寂與陳腐的氣息。這類「八〇五〇」組合愈來愈多，需要社政與長照單位共同配合，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此外，憂鬱症如果反覆發作，或者慢性化，也可能導致社交退縮，這時應檢討治療策略，改善情緒症狀，患者就會走出家門。
兒少拒絕上學的比例在臺灣約為三％至五％，有些乃因遭受霸凌，有些則是過度焦慮或憂鬱。在中小學階段，學校會積極家訪，安排就醫或輔導，但到了大學，如果問題仍然存在，便可能退縮在家，沒人叫得動。這類年輕人在臺灣日益增加，值得重視。此外，年輕人的就業環境不佳，不少人嫌低薪又沒成就感，嘗試幾次便放棄工作，形成了另一種「不為五斗米折腰」。
在過去，年輕人無業在家太久，爸媽養不起便會趕人，但現代社會經濟富裕，家裡多一雙筷子算不了什麼，加上少子化趨勢，孩子都是寶貝，既然無法適應職場環境，就不勉強了。日本從幾十年前就出現這樣的現象，臺灣也會愈來愈多。網路時代到來，在家上網或玩遊戲，餓了就吃外送，更不用出門。既然不必出門，也不會在乎日出日落，因此繭居族多半作息顛倒，讓身心狀態更加惡化。在日本，有專門單位受理繭居族扶助事項，但有些父母羞於啟齒而不願求助，顯然繭居族也有汙名化的問題。
臺灣社會目前對於繭居族尚未特別重視，尤其是中年繭居族，沒有任何專書討論此一議題，但隨著人口老化與無業在家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勢必步上日本後塵。《80/50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這本書廣泛蒐集日本實際案例，詳細剖析形成原因，也提出處理對策，相當值得臺灣社會參考。
推薦序
破「繭」而出的新家人關係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
「繭居」「啃老」不是新議題，謝謝本書在臺出版，讓我們更有系統地認識到，子女沒有順利獨立離家生活的家庭永遠潛藏著風險，而父母晚年照顧問題可能使問題變得更棘手。
五年來，我在服務過程中看到許多難以解釋的現象。被照顧的父母與擔任照顧者的成年子女彼此埋怨、互相折磨，甚至暴力相向，卻又緊緊依賴、無法分離。按照子女的說法是「自己捨棄了一切回家照顧爸媽」；但在其他手足或父母眼中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才以回家照顧來託辭。
當專業人員試著導入政府長照服務，引導兩方思考稍微拉開距離、改善彼此關係與照顧品質時，子女往往不若期待中積極，而父母也是，口頭上抱怨，卻也不放手。究竟是照顧還是啃老？恐怕連當事人自己都說不清楚。
本書讓我們看見了這種「繭居共生」的複雜性，不只是個人、家庭因素，還有時代因素，相較於七、八十歲的父母輩，子女世代的經濟狀況更為脆弱，導致就業、成家困難，無法獨立的「成年兒童」愈來愈多。然而，思想未隨著環境調整，「家醜不可外揚」的刻板觀念，加深兩代相纏的困局。
令人佩服的是，本書作者不僅直指問題核心，提出具體做法與政策建議，也有溫柔的提醒與關懷──「繭居本身不是疾病也不是偏差行為，而是梳理本人與家屬煩惱的契機」，這讓身陷泥淖的家庭都能鬆一口氣，找到向外求助的正當性。
對一般讀者而言，本書不斷提醒兩代之間都要有所警惕，致力往獨立的目標發展。無法獨立，可能是父母過度付出，也可能是子女需索無度所造成。親子相處模式應隨著社會變遷而調整，重新思考適合雙方的親密程度。
對專業人員或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書更像是一記當頭棒喝──錯誤的政策，導致繭居問題變得更嚴重。日本成人繭居問題其實源於一九九〇年代，是政府對於青年失業問題處理不當的遺毒，再加上日本社會過度僵化的個人「常軌觀」：求學、就業、結婚、生子循序漸進發展，讓脫軌者受到社會排擠或歧視，而國家也缺乏相關支援的福利制度，導致繭居者與家人更退縮、封閉。
日本已發展出「地區繭居支援中心」「KHJ全國繭居狀態者家屬會聯合會」等相關服務，其重點都是鼓勵家庭增加依賴對象，特別是公共服務，不要把所有壓力放在單一家庭。臺灣雖尚未有類似組織，但民間團體逐漸意識到「封閉是家庭崩潰的高風險因子」，在多起照顧悲劇事件中也有類似發現。本會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近年來倡議「長照新家人關係」，鼓勵家庭多多利用長照資源，以專業人員替代無法照顧的血緣家人，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歡迎您利用0800-507272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與我們聯繫。
當社會不再將「繭居」歸咎於個人的失誤或不幸，展現更多的理解與接納，家庭才可能走出來。當國家開始意識到「繭居」是人口結構變遷下的必然，願意以集體之力共同面對，不再作繭自縛的新世界才可能實現。
繁體中文版編序
臺灣「高風險家庭」
正如本書推薦人沈政男醫師在序文中提到，臺灣社會尚未普遍意識與正視所謂的「八〇五〇問題」，然而實際上又是如何呢？「七〇四〇問題」、「八〇五〇問題」，甚至「九〇六〇問題」是否離臺灣並不遙遠，甚至正悄悄發生在你我的周圍呢？
為此，本書編輯團隊特地進行小型的田野調查，透過筆談或電訪等方式，邀請臺灣受訪者分享自身經歷。以下針對這些可能潛藏著高風險的家庭，簡述繭居狀態者的真實情況與家屬的沉痛心聲。
個案I 受訪者：Linda（化名，三十多歲）
Linda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她是家中長女，有一個小她十來歲的弟弟（二十多歲）。弟弟在二十歲那年和女友先有後婚，婚後一家三口住在老家。這對小夫妻並無穩定收入，主要倚靠男方父母（皆六十多歲）的經濟援助。弟弟幾乎成天窩在房間裡，與家人朋友的互動甚少，也無意找工作。
從小父母對身為長女的Linda抱持高度期待，總是對她耳提面命：要出人頭地、要賺大錢，才能讓爸媽過上安穩的養老生活，更要負責照料弟弟一家人，即使他已經「成家」。
被迫接手照料無業的手足
「我們當年也是辛辛苦苦把妳養大的，今天妳有能力有成就，不是要多多幫忙一下家裡嗎？不要這麼自私，以前我們就算賺再少也會給自己爸媽孝親費啊。」
「弟弟年紀輕輕就生了小孩，他老婆也要專心帶孩子。現在我們都年紀一大把了，妳不多幫忙分擔一點，我們兩個老的哪還有能力再出去賺錢呢？」
Linda在職場上是外商公司的百萬業績王，在網路上是人見人愛的直播主，在家裡則是卸下頭銜與光環的灰姑娘。年近七十、已經退休的年邁父母時不時就「提醒」她：「弟弟還『小』，妳就多多照顧他、讓著他吧！」誰知道父母口中的「年幼弟弟」今年也快三十歲了，由於老來得「子」，父母對他百般寵溺，然而同為孩子的「她」卻要一肩扛起養家的責任。
在這個家，Linda養的不只是自己和父母，還有弟弟一家三口。她說在經濟和心理上已經難以負荷，有種隨時都會倒下的感覺，一想到自己的處境，總是不自覺地流下眼淚。她嘗試過幾次心理諮商，也思考是否該服用精神科藥物，好讓自己勉強持續這樣的高壓生活。
個案II 受訪者：智維（化名，三十多歲）
智維是家中獨子，原本希望大學能就讀與自己熱愛的畫畫領域相關科系，但在原生家庭的期待下，他硬著頭皮念了不擅長的科系，畢業後也遲遲找不到父母（皆六十多歲）心中的「理想工作」。漸漸的，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也鮮少踏出家門。
父母的殷切期盼，成為孩子的沉重枷鎖
「你讀這個將來沒有出路，認真一點考上醫學院才能賺大錢。」
從小喜歡畫圖的智維並不是讀書的料，但仍聽從父母的「建議」，認真念書、考試。他一直告訴自己：要把學業擺第一、興趣放最後。後來考不上醫學院，家人硬是幫他填選社工系，要他畢業後去考公職社工師。
沉悶的大學四年生活結束，畢業後的智維頓時迷惘了起來，眼看著同儕們各個投入職場，有的似乎做得有聲有色，而自己卻還在高考的路上埋頭苦讀。內心感到自卑的他，開始與朋友漸行漸遠，拒絕參與所有社交活動，甚至幾乎斷絕與外界的聯繫。
一年過去，智維重拾最愛的畫筆，在畫布上抒發情緒。
「畫畫當興趣就好，快去念書！你都賴在家一年多了……」
一年、三年、五年……智維既考不上社工師，更找不到人生方向，偶爾硬逼自己去打打零工，然而每個工作都做不滿一個月，不是無故曠職，就是表現不好而被開除，最後不了了之。他養不起自己、養不起家，更毫無餘力好好「生活」，就這樣在經濟上倚賴父母多年。他努力壓抑自己，繼續當個「乖小孩」，希望有朝一日能達到父母的期望，卻又一再地讓他們失望。
「我覺得我快不行了。」智維說自己宛如行屍走肉。
個案III 受訪者：愛咪（化名，四十多歲）
愛咪原本在廣告公司擔任美術設計，二十九歲時與剛認識不久的年長男友（五十多歲）結婚，婚後陸續生了兩個小孩。由於老公長期無業，為了兼顧家計和育兒，她辭去正職工作，轉為接案的自由工作者，當起這個家的支柱。
後來老公中風，由她負責照料，還要顧孩子，並陸續向身邊所有人借錢，直到一個人也聯繫不上……
當家庭失能，我們還剩下什麼？
愛咪曾在知名廣告公司任職美術設計小主管，雖然工作強度大，卻是她喜愛的領域，全心投入且富有熱忱，做得十分起勁也有成就感。
愛咪的原生家庭並不溫暖，父母終日爭吵，偶爾也對她暴力相向。隨著年近三十，她開始急著找個伴組織「自己的家庭」，好讓父母和親友對她刮目相看，她也認為這是成為人生勝利組的證明。然而，她的這位伴侶在大家眼中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不僅無業，也無意找工作來減輕家庭負擔。
據愛咪所說，老公婚後沒多久即失業，信心大受打擊，情緒相當不穩定，終日在家酗酒。某天突然中風癱軟在地上，此後更是不再與外界有所聯繫。兩人的互動關係也因此愈來愈緊張，男方不時口出惡言或摔東西洩憤，她仍然不忍心責備老公，就這樣持續了多年。雙方父母的經濟條件並不寬裕，更沒有餘力給予任何支援。
隨著負擔一日比一日沉重，愛咪打開所有通訊軟體，除了向人訴苦之外也伸手借錢，卻不曾還過。有朋友勸她去找社工商量，她擔心房東看到社工會懷疑她付不起房租，把全家趕出去。久而久之，周遭朋友一個個離她而去。
電訪過程中，愛咪滔滔不絕說起自己的故事，不時強調對老公的愛勝過一切。「對了，你可以借我一萬嗎？五千也可以。」這是結束電訪前她的最後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