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導讀
政治極端主義的微觀起源：評《年輕人為何憤怒》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年來世界各地出現了各種訴求暴力的政治極端主義，從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歐洲反移民的新納粹、到中東與非洲的政治伊斯蘭主義，無論其所採取的手段是孤狼式攻擊、有組織的恐怖主義行為，亦或是武裝起義，在世界各地都造成了各種傷亡悲劇。既有的解答通常採取鉅觀的結構觀點，從晚近社會變遷來剖析政治極端主義的起源。常見的說法包括：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使得窮人翻身無望，他們不再相信遊戲規則是公平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福利、醫療與教育支出的縮減，弱勢群體面臨更嚴苛的生存挑戰；移民與難民浪潮引發了排外的情緒反彈，也加深了接受國對於新住民的歧視；宗教基本教義鼓吹某種傳統而封閉的世界觀，將現代化所帶來多元生活方式視為某種需要根除的病態；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出現，使得各種極端意見獲得宣傳管道，得以招募更多的偏激分子。
上述的結構式解釋或多或少都點出了政治極端主義的根源，但是卻無法說明為何有些人願意接受偏執而扭曲的意識型態，並投身於暴力行為？就以伊斯蘭國為例，其主張是要重建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國，徹底執行伊斯蘭律法。這樣的激進訴求在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支配的中東地區獲得共鳴或許不令人意外，但是為何伊斯蘭國能吸引到身處西方的第二代移民？他們不是虔誠信徒、從小浸染於商業化的流行文化，並且享受開放與自由的生活。當他們的父母為了逃避貧窮與戰亂，冒著生命危險才在美國與歐洲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時，為何他們卻急切地想要用暴力摧毀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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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吉瓦尼（Jamil
Jivani）是一位加拿大籍的改革倡議者，他試圖解決長期在少數族群貧民窟與移民社區悶燒的憤怒，避免青少年從憎恨學校、仇視警察，進一步演變成為更嚴重的反社會心態。從吉瓦尼的角度來看，政治極端主義的誘惑非常類似黑幫，都是訴諸於家庭破碎、學校適應不良、前途黯淡的男性青年。青少年時期，他們從饒舌音樂、不良幫派找到心靈認同，因而認為世界上最酷炫的行為莫過於販毒賺錢、打架逞凶、到處把妺，等到他們脫離青少年的階段，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套更完整的世界觀，將其自身不幸的遭遇解釋為某種迫害的後果（例如「白人文明」），而其所宣稱的陰謀論（例如「911事件是美國政府編造出來的謊言」），更使得他們深信自己是看穿一切的少數菁英。一旦源於貧窮與被歧視的憤怒被引導到這種全面敵視主流社會的極端主義，西方國家本土自製的恐怖分子已經登場，問題只是在於他們何時會採取極端的攻擊手段。
這本書帶有濃厚的自傳書寫風格，作者分享自己跌跌撞撞的成長歷程，讓讀者能更深刻體會移民後代的艱辛旅程。吉瓦尼的母親是白人，父親則來自肯亞，父母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使他從小就處於沒有父親陪伴的環境。他生長於移民聚集的多倫多郊區，對於警察的歧視性執法有深刻的印象。也由於朋友的引介，他曾參與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的活動，這個極端組織仇恨白人與猶太人，主張黑人優越論。
儘管吉瓦尼的成長過程充滿各種挫折與誘惑，他後來仍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並在取得學位之後投身於各種社會改革事業，拯救與他背景相似的年輕人。本書的後半部記錄了他參與紐澤西州紐華克市（Newark）的就業計畫、多倫多的警政改革，以及在比利時與埃及的各種青年輔導措施。這本書講述的並不是浪子回頭的故事，吉瓦尼有艱困的童年，但是他從來沒有作姦犯科、誤入歧途，反而是由於其成長背景，他對於處境相似背景的少數族群與移民下一代，多了更深入的同情性理解，而這也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讀者也會暖心地發現，吉瓦尼寫這本書或多或少是為了與母親和解，彌補過去一段曾經留下彼此心靈創傷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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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避免成長受挫的青少年走上政治極端主義的不歸路？宣導多元包容的價值、根除制度性的歧視、提供弱勢群體更多的資源與機會，都是需要公部門積極投入的必要政策。除此之外，吉瓦尼的個人故事也揭示了其他面向。
首先，誠如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所指出，尋找個人認同（identity）已經成為當代人最艱鉅的挑戰。艾瑞克森指出，過去的悲劇是來自於個人追求的目標十分明確，但其處境卻剝奪了其追求的可能；相對於此，現代人往往對於其追求的目標感到徬徨，因此出現了認同危機。對於吉瓦尼的父親而言，或許能從飽受戰火摧殘的肯亞移民到安全的加拿大就算是人生圓滿，但對於吉瓦尼而言，如何在加拿大找到真正歸屬感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安全與富裕並不是充份條件，任何民主國家需要確保未來一代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尋找有意義的生活，才能免除政治極端主義的威脅。
其次，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追求往往是男性青少年尋求自我認同的重要管道。吉瓦尼的故事指出，在家庭破碎、學業不順、社會歧視種種不利情境下，男子氣概的期待有可能引發各種偏差行為，包括犯罪組織與政治極端主義。問題在於，男子氣概必然得建立在凶狠的暴力鬥毆以及對女性的歧視之上嗎？為什麼男子氣概的表現不是複數與多元，同時讓不同的男性青少年都能感受安心自在？2021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或許已經宣告了一個重新定義男子氣概的新年代已經到來。英國男子雙人十米跳水金牌得主戴利（Tom
Daley）在場邊打毛線的鏡頭傳遍全世界，他本人也不否認自己的同志身分。臺灣的王齊麟、李洋在羽球男雙摘金，即便他們兩人場上與場下的默契與互動有如情侶般親密，但是兩人卻不是同志，這也打破了既有的刻板印象。換言之，如果不順遂的男性青少年不需要假借暴力攻擊正當化自己存在的價值，也不需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這個世界肯定會更為和平。
推薦序
以寬容和同情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
傑德．凡斯（J. D. Vance）/《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The Hillbilly Elegy）作者
初進耶魯大學法學院時，我對兩個人印象深刻。第一位是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女孩，第二位就是賈米爾．吉瓦尼，你手上這本書的作者。
賈米爾和我顯然沒有太多共同之處。他是來自加拿大的黑人；我是美國白人。他在大都市長大，我則在小城成長。他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喜歡槍枝，而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在說about的時候，發音是「aboot」。
然而外表可能會騙人，賈米爾和我很快就發現了我們的相似之處。我們都有愛國心，儘管我們倆的祖國都不完美，但我們還是熱愛和歌誦它們。我們人生中的許多機會都要歸功於女性──我的祖母，他的母親，在別人讓我們失望之時，她們挺身而出。儘管置身耶魯的菁英環境裡，我們都感到某種程度的不自在，但我們倆都與自己家鄉的社區有牢固的聯繫。我們倆家境都不富裕，而且也都非常了解在沒有父親陪伴的情況下成長所體驗到的失落感和羞辱。
剛到法學院時，賈米爾和我曾和一大群人一起到一家平價餐廳吃消夜。大夥兒離開後，賈米爾和我注意到我們留下可怕的爛攤子，因此留下來收拾善後。我說：「我們可能是這裡歷來僅有會清理別人爛攤子的人。」賈米爾點頭同意。
賈米爾後來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多年後在我的婚禮上，我請賈米爾朗誦我最喜愛的一段聖經經文，聖保羅寫給腓立比人書信中的一句：「最後，弟兄們，凡是真實的、莊重的、公義的、純潔的、可羨慕的、高尚的，如果有什麼美德，如果有什麼可稱讚的，這些事你們就當思想。」
我為賈米爾感到驕傲，為他所成為且每天努力要成為的男性而感到驕傲，為他對信仰的奉獻感到驕傲，為他寫的這本書，也為它在我的國家首次出版感到驕傲。賈米爾提出了一個問題，正如英文書名所示：「為什麼是年輕男人？」為什麼年輕男人在我們現代社會中苦苦掙扎？為什麼年輕男性移民較難融入西方國度的新家園？為什麼都市貧窮社區的這麼多年輕男性會參與幫派活動？為什麼我們社會中存在和來自年輕人的暴力、社會功能障礙和苦難不成比例地高？
他的回答是，在當今的世界，年輕人面臨的陷阱和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要讓身陷溝渠的他們爬出困境的梯子比以往都更少。對家人、鄰居、社區甚至國家，年輕男性發現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孤立無援，而且正當和有生產性意義的資源更少。因此他們面臨以簡單或尋樂方式擺脫困境的誘惑。當然不幸的是，擺脫危機最簡單的方法往往破壞力也最強。
賈米爾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以深具遠見而且吸引人。儘管我們不能用簡短的序言評斷一本書──或一個人的人生，但賈米爾為這項任務提供了三個最重要的特質：聰明的才智、豐富的經驗和見識，以及真正的道德勇氣。賈米爾不迴避棘手的問題，也不提出在意識形態或在政治上最方便的論點。他接受世界原本的面貌，讓經驗和資料來告知和引導他。他以寬容和同情心面對這個異常困難的課題。當然，我有失偏頗，但是我相信這是一本重要的書。
這位朋友最讓我欣賞的一點，是他並沒有因為致力於自己關心的事物而失去熱情。我們由法學院畢業幾年後，由於我的家鄉俄亥俄州鴉片類藥物氾濫，所以我想要創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協助面對這個問題。我致電賈米爾。他先前曾創立自己的非營利組織，我希望能聽聽他對於該如何進行的建議。他主動提出要從多倫多的教職休假一年，協助我籌辦。
我們一起創辦的組織預算低且精簡。我們起先把重點放在幾個公共政策問題上，尤其是在增加與親屬監護人的接觸方面。在俄亥俄，有太多為人父母者因毒癮而喪失工作能力（或更糟），以至於整整一代的孩子都沒有穩定的住房。而且想要照顧那些孩子的祖父母、阿姨、叔叔和其他親戚也因為各種法律和財務上的障礙而無法做到。我們的組織推動了一些立法來改善這個問題。（雖然仍在進行中，但至少獲得了許多人贊助。）
我們還請了一位舉世聞名的成癮專家到疫情最嚴重的俄亥俄州東南部，並贊助她在治療患者和研究這個流行病的工作。賈米爾在每一步中都仔細考慮如何解決問題，爭取資源和執行我們的計畫。他不只是寫或思索我們社會最令人困擾的問題而已，而且親力親為。
大約一年前，我注意到賈米爾經常感到不適。當時是秋天，他又換了新的環境，所以我以為他是不敵感冒和流感季節。但有一天他來電，告訴我他已經回到多倫多接受治療，他的醫師認為他可能罹患晚期淋巴癌。
一位朋友──一位年輕而健康的朋友，竟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實在出人意料。賈米爾和我談到他的治療計畫和進展，數週的治療變成了數月。我知道他對自己可以戰勝疾病十分樂觀，我也知道他由多倫多的社群──尤其是他的教會裡獲得了很大的力量。在賈米爾的治療過程中，他從未屈服於悲觀或失敗主義。雖然免不了有艱難的時日，而且疾病和治療對他的身體都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但賈米爾堅持下來。他總是主動監督我們的組織，即使在病情最嚴重之時亦然。
在我撰寫本文時，賈米爾已經完成了癌症治療，希望在接下來的幾週內能接獲痊癒的報告。他的健康狀況讓本書的分量更為沉重，我無法把這本書與他的疾病切割。但是本書就像賈米爾一樣，比任何健康問題都重要。
我向妻子求婚後，我最敬愛的教授蔡美兒（Amy Chua，《虎媽的戰歌》 作者）為我們辦了一場訂婚聚會。她請賈米爾和其他一些人敬酒。我和賈米爾非常親近，因此他的敬酒詞自然就集中在我身上。他告訴我（以及在座上百人）：「我們是無父的一代。在我們的這一生中，一直都必須獨力了解如何作男人。」
在加拿大和美國，這話無疑是正確的。這裡有很多無父之輩，我們有義務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掙扎。賈米爾的書和他所經歷的人生幫助我們開始這樣的探討。
